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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9页）

这样的质问，一位年轻的列车长是经不起的。

大家理解万岁，一致要求声音小点儿就行。

“找茬”

的人未必绝对不会有——列车长和大家共同的担心，又证明“文革”

确实还在继续中呢。

在1974年，上海市的街头大字报、大标语少之又少，我与新生们坐在接站车内，至复旦的一路上就没发现有。

车外过往的上海人，一个个看上去气定神闲，步履从容，给我以自适之感。

眼前一派“人生何必自烦恼”

的市民生活图景，祥和气息宜然。

想到该市曾发生过“一月风暴”

，使我恍如梦中。

老师、老同学、新同学初见的氛围也十分愉快，其乐融融，彼此亲近友善。

我体检时转氨酶甚高，第二天就住进了校医院的隔离病房，两个月后转到了传染病医院，直到第一学期结束才出院。

住院期间，老师和同学几乎都去看过我，倍感温暖。

第二学期开学后，在全系的一次什么会上，同学们推选我代表创作专业新生发言，我具体所说的话已全忘了，只记得中心思想是——机会难得，要好好学习，老教授们都是学养深厚的人，要尽量将他们头脑中的文化知识接收过来……

不料系工宣队队长，也是系党支部书记总结讲话时，表情严肃地批了一通“知识唯上”

，正色指出——复旦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

工农兵学员的首要任务不是往头脑里装知识，而是战斗。

要时刻牢记，大家现在是来到了“斗批改”

前线，应该自觉做毛主席的红色文化战士！

我虽挨批，心有不服，一度要写大字报反驳。

老师们皆爱护我，纷纷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于是明白，“文革”

真的尚未结束，接受了老师的劝告。

我在复旦的三年，思想倍觉压抑，开心的时候很少。

关于此点，一概略去，下面主要谈当年的文化与文艺感想：

文化依然与政治密不可分，如同棉花与柳絮的混合，神仙也无法分开。

《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时有上海的“两报一刊”

之说，每每登大块文章，借古喻今，含沙射影。

乍一读蛮学术的，其实学术是面纱，面纱之下是不便挑明的帮派政治的意图和野心。

自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中国假学术之名包裹政治之实的伪学术文章，一直不间断地出现于各大报刊。

起初连学界人士也难以识破其用心，单纯幼稚地将其误视为学术见解。

待那等样的文章有呼有应，檄文的声讨性质明显，四面出击，八方策动，矛头不言而喻之时，思想迟钝的人们才恍然大悟。

1974年以来，那等样的文章非但未少，反而出现得更加密集，火药味也更浓了。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评〈吕氏春秋〉》《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读韩非〈五蠹〉篇》《论商鞅》《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汉元帝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曹参“尊而勿失”

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论吕后》《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李鸿章出洋》……不一而足。

从“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