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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1页）

发自政坛的忧虑之声，换位思考，不难理解。

《伤痕》也罢，《泪痕》也罢，都会使看过的人情不自禁地想——谁之过？若想得比作品还深，“谁”

就不仅是个人了。

而此种影响，不可能是政坛并不忧虑的。

评论家们的新希望，是大多数作家们所尊重的，并且作家们自己也开始如是思考。

“反思文学”

的概念由此而生。

但是，连带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作家们来说，不将伤痕呈现到位，反思就难有深度；倘作品的伤痕色彩浓了，是否便又归于“伤痕文学”

了？

“伤痕文学”

与“反思文学”

，二者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回顾当年的小说，今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无没有伤痕色彩的“反思文学”

，也并无没有反思效果的“伤痕文学”

；两者如眼镜的左右镜片，缺了哪一片都是不完整的眼镜。

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概念的模棱两可，在大学里也仍是说不清楚，越说越不清楚的文学现象。

如学生若将《天云山传奇》视为“伤痕文学”

，论文指导老师就不甚同意，建议归在“反思文学”

一类。

而有的同学将《第十个弹孔》归在“反思文学”

，有的老师也不同意，认为明明是“伤痕文学”

吗！

结果，学生们总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文学的文艺的概念，古今中外，多半是模棱两可的。

这里主要谈的是——“反思文学”

概念一出，政坛某些人的反应由忧虑而光火了。

《泪痕》公映后，有主管文艺工作的不大不小的领导视察北影厂，与创作部门的同志座谈时坦言：“又是伤啊又是泪啊，同志们，有完没完呢？现在又一窝蜂似的反思，究竟要反思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于是，当年有理论家干脆将“伤痕文学”

说成是“呻吟的文学”

，将“反思文学”

指斥为“居心不良的文学”

。

而实际上，纵观当年的文学，一味呻吟的现象绝非主流，作家们的创作出发点，大抵都是受文学良心的支配。

《天云山传奇》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年金鸡奖、百花奖评出的最佳故事片。

对于《天云山传奇》，某些干部是不高兴的——片中一位地委副书记，不但将一位深受同事喜爱的优秀青年打成了“右派”

，还以威胁利诱的方式，使人家的未婚妻成了自己的妻子。

这已不仅是在思想上、路线上否定了一位干部，也在道德上对之进行了谴责。

于是当年对于电影下发了一份文件，规定凡片中将出现处级以上干部反面形象的剧本，必须上报电影管理局，等待批复方可投产。

当年的北影厂因而特有压力——北影厂啊，电影界的“龙头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