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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6页）

某些年轻人们的诗，则不乏批评之声——当年的中国人似乎还不明白，冷酷之事不但对受伤害的人是冷酷的，对看到了的青少年同样是伤害，甚至都不能说是间接的伤害。

不，那也是直接的受伤。

何况，那种冷酷所伤害的往往还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友爱者。

又由于当年他们是青少年，无形的心理上的伤痕比成年人身上有形的伤口愈合得还慢。

是的，当年的许多中国人还不明白——诗在他们那儿，是作为隔代创伤的止痛剂的。

谢冕在序中写道：“这一论战迄今尚未结束。

看来，要论战的各方各自收回自己的见解或是彼此说服都是困难的——他们之间，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分歧，想在短时间内加以消弭是不可能的。

然而，既然新诗的变革已是事实，明智的态度只能是承认它的存在（——力求客观地描绘产生的必然，并研讨它的特质，从而估量它的价值），而不是其他。”

“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

一些人在这些诗面前的焦躁，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

“新的生机勃发的诗歌在向我们招手。

但回首诗歌在新时期崛起的艰难命运，我们的心情有不无悲凉的欢悦。

中国的艺术也如中国的社会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诗为自己的未来不惮于奋斗，诗也就在艰难的跋涉中行进。

如今是生活的发展宣布了障碍的消除。

新诗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便是：它究竟要以怎样的前进来宣告自己的成熟。”

显然，谢冕对那些年轻诗人和他们的诗是爱护、支持、勉励和寄以莫大希望的。

而对于当年的我，不论是“老诗人”

还是“朦胧派”

诗人的诗，都是喜欢的，还往往将特别感染自己的诗句抄在小本上。

坦率讲，我当年常从两类诗中吸取创作“热能”

，好比“情绪充电”

——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小说构思业已比较成熟，却就是缺少“情绪线”

的贯穿，两类诗人们的诗能给予我及时的帮助。

徐迟和黄宗英两位前辈，以《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橘》《小木屋》等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不仅在文坛，也在中国掀起了报告文学热。

报告文学的内容是真人真事，比之于虚构的小说，对读者具有纪录电影般的思想和心灵影响。

一批关注现实的情绪饱满、思想敏锐、视野广阔的中青年作家的跻身，促使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几可言之为“全景式”

的呈现，而这是“文革”

前十七年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更是“文革”

十年中一旦连想法说出都会大祸临头的事。

报告文学的长足发展，与小说和诗、散文渐成比肩而立的文学现象。

相对于小说和诗，报告文学的社会文化性更显明。

小说、诗、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进一步繁荣，题材的进一步广泛，风格的进一步多样化，也使评论家们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理念更新了——评论不再仅仅拘泥于评，借评而论渐成特点。

总而言之，评论的理论性加强了。

自然，也难免受到非议，如“掉书袋”

“硬套西方概念”

“过于引经据典”

……但总体上可以这样说——评论的新理念，毫无疑问地启发了作家们的创作新思维，促使中国文学创作更加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