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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5页）

停报停刊、撤职降级、开除公职的处分极少实行，更多的时候是“打招呼”

，提出忠告或警告。

而文艺界的表现则往往是写份检讨，保证下不为例。

即使为了执行高层指示，不得不“处理”

作者，最严重也只不过是调离岗位或单位，并且会尽量做好去处安排，绝不使作者陷于生存困境，也绝不剥夺其继续创作和发表的权利。

而接收单位，大抵也不会视作者为“问题分子”

，歧视对待。

有的接收单位，或许还会当成“白得的人才”

，尽量发挥其文艺特长。

这很使文艺界度过了一个宽松的、少郁闷的时期。

偏不听话的现象反而少了，顾全大局的意识反而强了。

也可以说，更愿意从正面理解政治有时的两难之境了。

新时期的诗歌

中国“新时期”

之诗歌现象，可谓星光灿烂，风景独秀——诗风之直抒胸臆，襟怀坦**，元明清三个朝代，概不曾有。

与民国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诗成果的总和，亦不能抵。

中国之诗性国度的历史，又由当年的诗人们“开光”

。

一方面是，诗人众多，好诗纷呈。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集体地以思想性见长，却又皆不失诗语言的美感，两者结合得好，发扬光大了陆放翁、顾炎武、龚自珍们的家国情怀、载道精神，却又个性鲜明，并非一色。

当然，此现象不是“新生代”

诗人所能单方面营造的，“老诗人”

们的参与功不可没。

这里所说的“老诗人”

们，乃指因“反右”

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而销声匿迹近二十年的一批诗人，他们与被定义为“朦胧诗派”

的年轻诗人们，以诗作各放异彩，构成了“新时期”

十年中国新诗现象的风景线。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的神圣性口号，以后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

此种修改并非文字游戏，文艺可涉及的题材不言而喻的多样了。

也正是在此日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谢冕为《朦胧诗选》写了一篇序——《历史将证明价值》。

当年，诗坛、文坛、文艺界乃至社会，对“老诗人”

们的诗并无负面评价——从诗坛跌落民间二十余载，带着遍身伤痕的那一批诗人们笔下所流淌的诗行，积淀着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所经历的共同苦难的沉思，混合着亲历的民间悲凉的盐碱成分——除了令人读之而起敬意外，谁也没资格再说什么指责。

但是对“朦胧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