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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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21页）

前皆文学青年；既为文学青年，受好书影响，心地大抵善良——“文革”

中做过亏心事者，不能说没有，少之又少。

让他们讲“文革”

中善良在人性中怎样更加成为自觉，谁都有体会可谈。

但说到忏悔，大抵确乎无可奉告。

老一代文艺家，多有个人迷信的时期，所以有的“反思”

和忏悔；中年一代，特别是在“反右”

和“文革”

中被“打翻在地”

的，对个人迷信异见早存，否则也不会有那种结果；非希望他们忏悔，也等于迫使原告自我批判。

红卫兵一代是真应忏悔的，也有的忏悔——但年轻的文艺家、作家们，虽也大抵是戴过红袖标的，但即使在当年，对凶暴的“革命”

现象，也是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心怀憎恶的。

否则，他们后来也不会成为批判“文革”

的一股文艺的、文化的力量。

巴金的《随想录》是令人起敬意的。

但，若人人都因说过违心话而忏悔，“文革”

中大凶大恶的人反而集体沉默——这种情况又非年轻一代文艺家、作家所乐见。

一言以蔽之，当年的中国，除了老一代文艺家、作家们巴金式的忏悔成为“反思”

现象，深入曾对别人凶暴地“革命”

过的人自己内心深处的忏悔文艺，还根本没成为一种自觉——“三种人”

是都受到惩罚了。

或许他们有真忏悔，却是在认罪书上。

虽非“三种人”

却也够坏的人，逍遥在法绳外者为数不少，甚至每每在缅怀“文革”

岁月，诅咒“复辟”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