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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第2页）

而宋代词人柳永的词作，每每被青楼女子们传唱，遂成当时佳话，柳永也甚觉荣光。

元代的“散曲”

也都是可唱的。

明代时，诗与歌都走下坡路——明朝盛“文字狱”

，文人也罢，诗人也罢，唯恐闯祸，大抵不敢流传诗文于民间。

而且，明代后来的皇帝们，一个比一个假正经，自己往往醉生梦死，纵情声色，却希望民间风清气正，视诗与歌如粪土，如“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

清代和元代的情况差不多。

历朝皇子们，自幼在诗学方面受名师教习，可谓个个诗学功底扎实。

乾隆年间，据当时的宫廷史学家赵翼所记：“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

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

皇子们五更进书房须过“隆宗门”

，足见在皇帝看来，学与隆宗，关系何其大也。

皇帝不但重视皇子们在领悟“四书五经”

方面的长进与否，对他们的诗才有无也很关心；不但每每与几位太傅讨论教育方法，有所指示，还每每抽阅皇子们的诗作，见佳作则欢喜。

据说，乾隆一生诗作，总数堪比《全唐诗》，达四万多首，可谓世界之最。

烂诗必然不少，较好之诗句谅也不能说全无。

皇族如此爱诗，全国却未见上行下效，诗风蔚然。

何故？——清朝也是“文字狱”

大行其道的朝代，对汉人之汉诗现象，警觉异常；某些朝廷鹰犬，专干发现“反诗”

的勾当。

不但作诗危险，传抄前朝诗人的诗，也可能株连亲眷。

是故，大清的皇帝和皇族，几乎个个能诗善赋。

但大清的民间，有诗名且有善终的人，委实是不多的——起码在晚清以前如此，以后诗才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大清已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自身难保，顾不上管诗和诗人了。

从林则徐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谭嗣同等人，哪一个都肯定是诗才佼佼者，却都没留下多少诗作。

非不能也，实明智也。

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肯定也是诗种子无疑啊，但中状元之前和之后，世人并未闻其诗名，估计亦不敢也。

据说他还是有些诗留下的，极少。

在清朝，在民间，确切地说，在山林中，倒有一些另类的“诗种子”

，皆是被屡屡挤落科举独木桥的汉人，过的大抵是“自制竹皮笼短发，新裁荷叶理初衣”

的半野人半乞叟的生活。

在各类晚清民间有心人编的诗选中，如在《雪桥诗话》中，便可发现他们散珠碎玉般的诗作，几乎首首有精隽酷美之句。

还有镇守边关、舍生忘死的铁血诗，与岳飞、辛弃疾、韦应物等人的诗豪气相通。

即使某些僧道的出世诗，也给人以顿悟红尘的人生启迪——比之于“宰相”

之子纳兰性德的锦帕诗，欣赏价值大得多。

清代之中国人口已逾四万万众，汉民族且有悠久的诗文化传统，曾经成果煌煌，二百七十年间，却只流行了些麒麟或麒麟子的风花雪月诗，实在是不成样子。

由纳兰氏的诗，可以推测，歌在清代，在民间，命运也断不会强到哪儿去，大约仅是青楼粉馆之间的艳词娇唱——而唐宋之初，连樵夫渔父，浣女牧童，兴之所至，亦每每一展歌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