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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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第11页）

进言之，民间似乎已开始认为，若人民对某些人的贪无可奈何，某些人在民间看来也就不是人了，好比是诸神在民间的子女。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民间一旦认为某些人是受诸神庇护的，对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则能忍便忍了。

在1990年至2000年间，由于媒体对于腐败基本丧失了揭发权；由于民间对腐败的态度由憎恶而转为无奈地忍受；由于“反腐题材”

是比通过高压电网、通过密布雷区更难的一种题材，中国诸文艺作品中“反腐题材”

缺失近无便属必然。

但，却不能据此认为，中国的作家、编剧家完全没有了文艺责任感。

不，不是那样的。

以上电视剧，包括几部“公安题材”

的电视剧，首先都是现实题材。

这与后来是不同的，证明编创者及其团队的眼毕竟还是关注现实的。

其次，在允许的半径内，以上电视剧都最大限度地贴近普通人之人生。

最主要的一点，在贴近普遍人之人生方面，都着力塑造普通人身上的可敬之处和可爱之处。

即使是穿“公检法”

制服的人物，也以塑造他们中的普通人物为主；而领导往往是必须出场的人物，是普通人物的主要配角而已。

剧中出场的或不出场的职位最高的干部，仍然是党的化身，这一从来如此的中国文艺的铁律，当年仍是铁律。

所以在中国小说、影视及戏剧作品中，凡现实题材的，反面人物的职级永远是副的、副的、副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副职反面人物的职位高了，不再明令限制在局级以下了，与现实情况有些符合了。

对于当年的中国作家和编剧，面前只有如下三种选择：

一、绕开当下现实中的敏感问题，选择内容绝对保险的题材创作；

二、在极有限的空间内，浅触而止地触碰一下现实中的敏感问题。

但将冒极大风险，损失不仅是个人精力、时间和心血，还连累整个创作团队和投资方。

若遭“枪毙”

，投资不论属公属私，后果严重。

三、干脆无视现实，放下什么时代使命感不使命感的，走商业路线，从历史中去抓取戏剧性强的内容——这在创作上是最省力的，而且编的自由度大。

至2000年的前几年，第二类电视剧少见了，第一类和第三类电视剧更多了——在这两类中，非现实题材大行其道了。

现实终究是多种多样的，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观看需求，绕开现实中的敏感问题的电视剧，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产生的必要。

时代新现象提供了新题材，新题材电视剧吸引了新的观看群体——反映“白领”

一族生活内容的电视剧应运而生。

“白领”

要上班，白天谁看电视呢？

有调查表明，家庭妇女其实是看电视的主要群体，于是又产生了一批“家斗”

剧。

其中，《我爱我家》收视率最佳，发散式地将某些社会现象（特权、腐败除外）引入了家庭话题，因是喜剧风格，当年口碑不错。

而也有一些，为斗而编，为斗演斗，相当垃圾。

即使相当垃圾，居然也把钱挣了。

一个趋势是，相当多的电视剧受众爱看勾心斗角情节不断的电视剧——为房产、钱、地位和女人而斗的电视剧，收视率都比较高。

在这一时期，文学怎样呢？

一部分作家将目光投向了1949年以前，于是产生了家族小说，内容大抵演绎于民国背景，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一部分依然关注现实，地理背景多是农村。

作家谁不希望作品深刻一些呢？反映现实而图谋深刻，与图谋不轨没什么两样，于是剑走偏锋，求助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