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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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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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国家，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管的人甚少。

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机构基本不予干涉。

若干涉不当，作家可以向法院起诉。

真打起官司来，国家机构也许还会输了。

相对的，作家的作品若涉及诽谤攻击，不论对国家机构或个人，法律后果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故在有些国家，“荒诞”

更是一种世界观。

“世界是荒诞的”

——这一母题在他们那里由来已久，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母题，对文学、戏剧以及后来的电影、电视剧影响颇大。

在吾国，“荒诞”

更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我想写出现实中确曾发生的事，想写出在那些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的表现；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职业责任意识，我的想法符合我的职业责任，而且不会造成洪水猛兽来袭般的恶果，为什么你们偏要以你们的职业责任来限制我的职业责任呢？同样是职业责任，难道只有你们的职业责任才是可敬的责任，而我们的职业责任则是讨厌的？……

我以上写出的，差不多是几代中国作家和编剧内心的郁闷、憋屈，包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奉为圭臬，对社会主义文艺曾经满怀信心甚至自觉恪守为信仰的老作家、文艺理论家们。

据我所知，曾经创作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来官至全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一位从延安走过来的老军旅作家，那一时期也写出过一部荒诞色彩浓重的小说来。

现实题材文艺的人间烟火气息越来越少。

仅有的几部年代剧，明明年代跨度很长，人物由青年变成了中年、老年；中国在那样一些年代确曾发生之事，却自行过滤得一干二净，毫无痕迹，如同根本没发生。

还有一类作家，仍不能忘却对“文革”

的反思。

这乃因为，以他们的眼看来，“文革”

流毒远未肃清。

1990年以后，我也写了几部荒诞小说——《浮城》《红晕》《尾巴》等。

写荒诞小说挺过瘾，却非我所好。

我始终喜欢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会使我觉得确实是在做一件值得的事。

人一老，便容易感觉出世界的某些荒诞性，却抵抗般地拒绝承认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那需要足够强大的勇气，而我从无那种“人虫主义”

的勇气。

因为，若始终以那一种观点看世界，就首先得承认自己和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虫，因自然规律的偶然性而存在，也将因同样偶然性而消亡，于是连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死也会无动于衷。

对自己可也，对别人那该是多么冷漠呢？

作家是一小撮爱写小说的人而已；文学也并非一直是人类文艺现象的导向旗。

关于怎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

如今的电影分出多少种类，便已有多少种类的小说了。

种类不同，自然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评论。

同一种类，风格与结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这使评论更加莫衷一是。

在“新时期文学”

的最初几年，“深刻”

二字曾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如今思忖，小说之深刻，无非体现于两点——一是对社会问题的洞见透彻，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二是对人性的解剖笔刃精准，仿佛高明的手术医生，一刀下去，直抵病灶。

当年我这一代作家最推崇的是《1984》《第二十二条军规》《蝇王》等外国小说以及《犀牛》《等待戈多》等外国话剧。

此类小说和话剧共同之处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

包含有“黑色、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