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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十（第2页）

张居正讲评：元和五年，当时宪宗留心政事，遇上军国大事，便与翰林学士们商议对策，因此行政的得失，宪宗都能知道。

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宪宗没有召见翰林学士商议政事，于是翰林学士李绛担心上下从此阻隔，上奏说：“朝廷行政有什么过失，职位高显的为了保守自己的官位，不敢直谏；职位卑微的只知道逃避责任，不敢上书，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啊。

以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天下时，也曾说过这两句话，认为对争霸天下的妨害没有比它们更强的了。

现在，大臣享受着朝廷的高官厚禄，饱食终日，却不进谏，为个人身家性命计较也算可以了，但为国家计较，言路堵塞，耽误国事，贻害无穷啊！”

宪宗听完深有感悟，当即下旨，宣召翰林学士次日到便殿商议国事，一如从前。

当着国家的官，拿着优厚的俸禄，却因为担心获罪而不敢说话，臣子不忠的根源都在于此。

这是因为，臣子忠于国家，就应当在大义上应该说的，就算身家性命不保，也要说，怎么能因为爱惜俸禄、畏惧获罪而不说，耽误朝廷大事。

只有奸佞小人，一心只想保守富贵，所以缄默苟且，一句话也不敢说，弄得欺君误国，这都是由于臣子一心为私造成的。

明主懂得这些，所以对敢于犯颜直谏的人，都会体谅他们的一片赤胆忠心，尊敬他们，信任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一旦发现全部罢黜。

这样在进谏、纳谏这件事中，也能辨别出大臣的贤愚、忠奸。

【原文】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

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

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

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

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减者减之。”

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张居正讲评：当时官职泛滥，宰相李吉甫上奏说：“自汉朝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一共一十三代，如果要说设官的众多、官职的泛滥，没有比得上我大唐的。

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贼蜂起，朝廷处处屯兵，到现在可以统计的军队约有八十余万，其他做商贾的、做僧道的等不事耕作的人，占天下人口的十之五六，那些辛勤耕作缴纳地租、赋税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三，十分之三的人辛勤劳作供养那十分之七的不事耕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

现在，在京的官员以及在地方的官员等国家供给俸禄的人，超过一万。

天下的县一共只有二百余个，其中有些地方狭小，只能作为县的，却升格为州；有些人口稀少的地方，按人口只能设立乡的，却设立为县。

这样的情况天下有很多。

以这样的二百余县去供养超过一万的官员，不增加赋税怎么可能呢？百姓又怎么不穷困呢？请陛下下旨，对于内外官员哪个该裁减，哪个该保留，一一详加考察。

官吏太多的部门、州县，可以裁减的就裁减了；州县狭小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那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可以裁减的全部裁减，这样各个衙门没有多余的官员，百姓也就不会穷苦。”

于是宪宗听从他的建议，下诏让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一同商议官职的裁撤。

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商议设立文武官职，内外一共只有六百四十人，到宪宗时增加了十倍还多。

这是因为国家建立初期，官吏都很称职，天下百废待兴，所以需要处理的事物少，设立的官职同样也少。

后来官吏懈怠职司，天下弊病丛生，所以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官吏也就跟着多了。

因而，要节省开支就需要裁减官员，要裁减官员就需要减少需要处理的事物。

要减少事物很简单，只要根据事物去考察官员，则事情都会得到妥善办事，而不会觉得多了。

官员也没什么难裁减的，只要根据官职去选拔人才，则各个官员都能称职，自然不会需要很多人力。

这些尤其重要，可惜李吉甫没有详细说明。

【原文】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

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