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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十（第3页）

政事不理，职此故也。”

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张居正讲评：一天，宪宗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纲纪废弛，法度衰落，奸邪横行，百姓困顿，政事不举到了极点。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

李吉甫回答说：“天下事情众多，作为君主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全部都能照顾到，必须任命并信任贤相，事事咨询，不使小人得到任用，然后天下可以得到治理。

德宗生性多疑，对大臣心怀猜忌，因而经常自恃聪明，不肯信任宰相，事情有不明白的地方，不去向宰相咨询，反而信任身边的人，听取他们的看法，这样使奸邪小人知道了他的想法，他们乘机蒙蔽德宗，搬弄是非，盗窃权柄，德宗堕入了他们的算计中还不知道。

政事不举，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宪宗说：“你说的固然很对，但这并不是德宗一个人的错，我年幼时曾在德宗身边待过，看见德宗事情做得有不对的地方，宰相也不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指出，都抱着保守官位、俸禄的心思，因而政事不举，祸患屡次降临。

你们应该以德宗时的宰相为戒，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或许，你们不需要再三极力进谏，我就悔悟了，不能因为畏惧我发怒，而闭口不言，就像德宗时的大臣一样。”

君主乐于纳谏，臣下也才能敢于进谏。

贞元年间陆贽担任宰相，并不是没有极力进谏，而德宗却以接受、屈服于群臣的意见为耻辱，反而对极力进谏的官员罢免的罢免，贬谪的贬谪，因而再也听不到忠言了。

政事不举，怎么会不是德宗的过错呢？宪宗任命忠心、耿直的大臣，鼓励他们进谏，大有太宗汲汲于纳谏的遗风。

这也是元和时期的政治远超贞元时期的原因。

【原文】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①大盛，何也？”

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

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

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

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

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张居正讲评：宪宗时，一些小人为了谋害君子，便对宪宗说：“近来朝廷内朋党太盛，应当加以禁止。”

宪宗心中疑惑，便问于宰相，说：“有人说朝廷内大臣们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气势很盛，这是为什么啊？”

宰相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都要求大臣廉洁奉公，公而忘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臣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扰乱朝政。

因而小人陷害君子时，动辄就称呼他们为朋党，以触动君主的厌恶而处罚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所谓朋党，彼此之间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祸害国家。

用它们来诬陷、中伤，最容易打动君主。

要仔细察访，却又无迹可寻，最容易罗织罪名。

这正是小人最喜欢以这个罪名陷害、中伤君子的缘由。

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天下的贤人君子，像李膺、杜密等人，都被曹节、王甫等奸邪小人指认为朋党，酿成‘党锢之祸’，被流放、处死的达到数百人，从此朝政混乱，人心离散；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国家也就灭亡了。

前事历历在目，应当以此为鉴。

因而凡是指认别人为朋党的言论，都是小人为了陷害君子而说的。

希望陛下以东汉为戒，详加辨别，不要轻信，以免重蹈东汉亡国的复辙。

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而君子与君子，志同道合，自然聚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朋党，难道要让他们跟小人聚在一起，才不叫朋党吗？”

自古以来，太平盛世时，必然是凭借着满朝的君子同心协力，才能成就太平盛世的。

国家衰落时，小人受到重用，如果不能将朝中的君子全部赶出去，他们又怎么能为所欲为，无所忌惮，因而往往假借朋党的罪名将朝中君子全部除去。

他们不知道，君子除去了，国家也就快灭亡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