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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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位于邻城郊区，之前是一家家庭式疗养院，各类设施都很齐备。

在我之前，已有不少失语者住了进来。

学校里没有安装过多智能设备，没有随处可见的信息窗口和模拟成像的墙面。

在房间安顿好后，汪易洋校长来见我。

他彬彬有礼，一副学术精英的模样。

他简单介绍了自己和学校的情况，对我表示欢迎，随后给了我一份日程表。

上课、吃饭、检查、运动、治疗。

接下来的生活就如此进行。

这里一共有三十六个失语者，跟我同龄的大约有二十个，二十岁以上有五个，剩下都是十六岁以下，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根据各自年龄和测试情况，我们被分到不同班级。

这样的学校在城市里还有几所，每周都有神经生物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轮流来对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神经官能测试、脑突触反应测试，或是最简单的一问一答。

今天是脑神经科学家高维博士，她对我表现出极大兴趣，也了解我童年失语的症状。

她喜欢自言自语：“迷走神经的运动纤维是从延髓的疑核发出，主要支配软腭、咽、喉，对于控制说话这一动作，疑核至关重要。

观测结果显示，你的疑核最尾侧，发出纤维副神经的颅根离开脑干后，在颈静脉孔处与迷走神经的通路断开了连接。

啊，这或许是失语的关键。”

至于为什么仅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及其原因，她也无从得知。

她接着说：“没想到，你们的脑神经突触数量在缓慢增加呢！

这看似矛盾却又符合常理，就像盲人失去视觉后，听觉能力会大大增强一样。”

我努力配合，用手语对她说，谢谢。

她说，应该的。

她记录好数据，带着更多疑问离开，希望在下一位失语者身上获得启发。

从前学习语言的能力，我将其归为一种带着超强韧性的后天努力，成绩是可以用时间去换的。

而在迷走神经关闭语言这扇门之后，我发现生物机能中某些闭合的部分自动打开一扇天窗。

比如，我能从柠檬发出的单音中，分辨出它非常抽象的思维活动信息，不过这种能力只能维持很短的一瞬，且不稳定。

又比如，汪校长的身体语言和皮肤下散发出的外激素，让我提前1～2秒感知到他想要表达的内容。

但这都是单方面的，我能读懂他们，他们却不能接收到我的信息。

这种交流上的不对称让我感到孤独。

我还需要练习。

汪校长无意透露，每所学校的失语者案例数据都会统一收集，再共享至全球失语症研究中心，由国际顶尖专家组进行分析，得出下一阶段的研究治疗方案。

他们暂时没得到更多有用的结论，因为现象背后的规律并不全是通过总结数据得来的。

说到底，是我们的交流方式超过了他们的认知。

邓廷凯是我们班的男孩，比我大一岁，留着寸头，高高瘦瘦，笑起来有一对酒窝，他每次看到我，那对酒窝总是浮现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