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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贞108（第2页）

在有了一些文化的民族里，种种对于性活动的限制的规条就很普通了，这种种限制也许和基督教对于未婚犯奸（forni）与已婚犯奸（adultery）等等的限制不同其旨趣，但其为限制则一。

大体说来，这种种限制对于性的价值的提高，性的尊严的维护，都有几分帮助；有的限制目的在避免有害的性活动，有的在规定有利的性活动，有的则把性活动和民族相传为神圣的节气或仪式联系起来，所谓有利有害当然得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但客观说来，大致也是不错的。

这一类的制裁，这一类经过调节后而认为可以趋利避害的性活动，我们可以很正当地叫作贞节，并且这种贞节可以认为是初民生活机构里一个很中坚与有机的部分。

民族文化不论高低，大抵总有一大串所以直接或间接维护贞节的惯例，往往有很离奇的，但即就这种离奇的惯例而论，其目的也无非是在增加**的庄严性，所以不但可以得到大众的拥护，并且可以历久而不敝，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英国人类学家克劳莱说得好，在我们看来，这种惯例尽管离奇，“但至少从初民社会学的立场而言，它们是和生物学的事实相和合的，并且这种和合的程度是很深的，同时，这种惯例也有许多传说的解释，表面上这些解释似乎也很不相干，但事实上它们对于初民富有弹性的神经系统也帮了不少忙，使初民的生活可以日臻于能克己、有理性，而无论于个人或于社会，都可以在事业上多取得有效的成绩。”

克氏随后又说：“但若这种惯例太走极端，一种分崩离析的趋势也在所难免；不过，就大势说，它们的目的是一个节制的目的，经过许多试验之后，试验，不用说，总是很迂缓的，他们终于很有把握地到达了这个目的；这种原始而自然的贞节既然是几经试验，才发展完成，也正富有它的科学的价值；这初元的贞节便是人类**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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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所讨论的这一层，到了文化比较发达以后，往往有转趋暗晦的形势，而其原因就在上文所提的走极端那一点，也就是宗教的信条和社会的习俗往往把贞节的概念看得过于绝对，在最近几百年的西洋文明里，这一层便有很好的例证。

贞节一旦变相而成强制的绝欲以后，它就成为不自然的了，也就不成其为一种德操，并且也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效用。

贞节的根本性质也就无形消灭。

到此境地，不明原委的人便转以贞节为“不自然的”

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并且认为它是陈腐的宗教信条以及衰弱的政治统治的一个附带的条件，应该和这种信条和政治同其命运。

这真可以说是冤极了。

因为一般人有这种不明原委的看法，所以到了近代，在西洋社会里，这种不自然的性的藩篱一旦撤除或破败以后，许多人的性活动便往往走上另一极端，不但把纵欲和**看作一个理想，并且真把这种理想见诸行事；他们不了解这样一个极端是一样的不自然，一样的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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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禁欲和纵欲是两个动**而各走极端的状态，平衡状态一旦转入动**状态以后，要再恢复是需要相当的时日的，因为像钟摆一样，既摆到了东，便不能不摆到西，这其间有自然的物理的限制。

115这种困难我们在近年的苏维埃俄国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帝俄时代，在表面上，习俗对于性活动的限制是很多而很严的，在底子里，纵欲败度的行为也正复不少，这两种相反的倾向自各有其反应。

革命以后，性活动是解放了，而此种解放大部分趋于纵欲一途。

目前（1933）离开革命已快二十年，但这种放纵的趋势还很有人感到需要，特别是那些把节制看作资产阶级陈腐德操的人。

但主要的趋势总是对于纵欲的反动。

因此，共产党员因私人性行为不检而被开除党籍的，近年来也不在少数，也许并不少于因政治行为有所干犯而被清除的分子。

目前俄国这种情形很像十八世纪加尔文宗（ism）统治下的日内瓦的情形，因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板执与严厉根本上和加尔文教义很相像。

在苏俄，有人说：“滤浪、**、****、强奸（也许包括短期中连续不止一次的离婚再婚在内）等等是受人厌恶的，犯者不免被开除出党，因为这一类行为是违背党的社会的目的的。”

这种动**的状态虽属不幸，却不应叫我们忘记平衡状态中的贞节；它终究是一个值得怀抱的德操。

这一德操也是万不可少的，为了培植性功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为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有它。

此外，对于可以增进幸福的恋爱的艺术，它也正复是一个很大的要素，所谓恋爱的艺术，有人下过一个界说，就是“用双手来和性的事物接触的艺术，而这双手同时并不忘记它们对生命的一切细微目的也同样有追求与范制的工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