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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敢死队 写完遗书他们背上炸弹（第1页）

1911年的敢死队：写完遗书，他们背上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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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去见了个老同事。

闲聊中，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去了趟黄花岗公园，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

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

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

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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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

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府。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自称“世界恶少年”

，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

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并“牺牲”

了右手三根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

“忧国难”

，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清军在广州城内做了严密的戒备。

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

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越来越难，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

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