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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明学陈白沙与王阳明（第4页）

（《全书》二）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说，改以为条理乃良知之判断，行又是良知之真切笃实之处，则人类之精神活动，除期完成其良知外，实无他途。

在这种见解下解释着《大学》之致知的就是他的致良知说。

因之，致良知说，可以说是阳明学说之最后结论，所以他就说：“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

……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

（《全书》八）我们可以说，阳明之知行合一之说乃有感于伊川之说而然，其心即理说则得自象山之启示，于是以这心即理的哲学为径，以知行合一说为纬而创立致良知之道德说。

总而言之，阳明学问其要领只在如下三项：一、知行合一说，二、心即理说，三、致良知说。

心即理说乃其哲学见解，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则为其实践道德的见解。

普通人都混同阳明与陆子而并称为陆王之学，然不知二者间既有其一致点亦有其不同点。

其一致点在于他们同样倡心即理说。

然陆子引《大学》“物格然后知至”

句及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语而主张先知后行说，反之，阳明则以为知乃行之知，而主张先行后知，这就是他们的相异点。

我们可以说陆王之学其哲学则同轨，其实践道德说则异途吧。

更拿朱子与阳明比较，则前者说理气，后者言唯心，是其哲学亦已不同，至其实践道德虽同本乎《大学》之意，然其释义可各不相同。

朱子作《大学章句》，正旧本之错乱，补残缺而分之为经、传，更加以精微之注解，这已见前述，然阳明则非议朱子之改订而刊行古本《大学》于其序云：“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

又说：“去分章而复旧本……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

（《全书》七）又作《大学问》一篇以致良知说驳朱子之见解。

可是朱子与阳明不论哲学与实践道德说实在都是完全相反的。

今《大学问》篇被收刻于《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据说记其前后的钱德洪之言的阳明每见初谒之士，常示之以《大学》与《中庸》之首章，以为此乃圣学之全功所在。

而此一篇直至阳明四十六岁征伐思、田二州时，附于钱德洪之最后教训中而为王门教典云。

由是思之可见朱王不同主要乃在于对《大学》之释义。

近世儒学多欲离五经之正义，表彰《学》《庸》《论》《孟》四书，思由是而阐明孔、曾、思、孟之道统。

说到表彰四书，首倡者实为唐之韩退之，他特别看重《孟子》，及周子二程子时代则最看重与《中庸》有密接关系之《易经》。

朱子以后，四书并立而以《大学》为中心。

《大学》之解释之不同乃为朱王二学之主要分歧点。

阳明之学其与朱学不同既已如此，然因当时朱学尚占优势，阳明要说明己之学说与朱子学说并非不同，乃著《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这书本来是拔取朱子《文集》中和王学相近似的三十五篇文章，更加以吴澄所说的一篇。

他要编这本书的用意大概想由是以证明朱子晚年亦已改变其年岁支离之说而与己说一致这一点吧。

大概阳明此书乃本自元之赵汸与明之程敏政所作《朱陆早异晚同说》，而更加以修正。

然将此书里面的却也有他中年时的书简而不能算作晚年之说的。

是以当时罗钦顺（号整庵）寄书阳明指正其年代之错误，其后陈建（号晴澜）也作《学艺通辩》立朱陆早同晚异以攻击阳明，此书乃为物议之的，可知欲强纳异端于一轨虽如阳明亦不免如此，然这也大概是为了另立新学的必要而不得已这样做的吧。

但阳明既殁，其弟子乃更发展师说，而与朱子之学遂益以背离。

阳明的学生很多，其著者有钱德洪、王畿、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王艮等。

钱、王二子设教浙江，邹、欧阳、聂、罗诸子设教江西，王艮设教江苏，努力宣扬，是以姚江之学，乃弥漫江左。

这些门人中最为特出的就是钱德洪、王畿与王艮。

钱德洪，余姚人，号绪山。

王畿，山阴人，号龙溪。

两人虽同为阳明高足，然悟道之处，各有不同。

《明史·儒林传》评此二人云：“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镬云。”

可知德洪一定是奉守阳明的师训，不会乖离的，而王畿则改正阳明，使近于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