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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明学陈白沙与王阳明（第3页）

释《大学》之“致知”

。

孟子以为良知乃是非之心，阳明则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全书》二）又云：“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全书》五）由是可见，所谓良知者，就是说，吾人心先天地具有天理（即道德之范畴），由是之明确地直觉到是非善恶之理者，就是良知。

阳明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

（《全书》三）这样看来，致良知就是说要把心所有的判别是非善恶、有明昭灵觉作用的良知，推而广之，使得充分发挥其机能的意思。

不过这并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确实的实行方法的。

因而，阳明更进而说那实行的方法，这就是所谓“格物”

。

据阳明之意，所谓格物之“物”

，即事之意，详言之则谓发动意念之事件的意思；“格”

者正之意，正不正而使归于正之谓也，正不正即去恶，归于正即为善之意。

是以所谓格物者，是就意念所发动的一件件的事情，要避去知为恶，而使直觉为善的意思。

要推广吾人之良知，而使之发挥其完全的机能，则须每当意念发动之时扬善而弃恶。

《大学》所说“致知在格物”

就是这意思。

像这样的凡事皆使之就于正轨，即能实行良知所直觉者而丝毫不苟且。

这也就是所谓诚意的功夫。

由格物致知以至诚意，由诚意而正心，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大学》之教，而其最根本者厥为格物致知，阳明之致良知说，就是照上面所说那样的解释致知格物，而以为道德之极乃在穷极吾心之良知。

这个致良知说和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同样根据《大学》“致知在格物”

句，又同为实践的道德说，然二者之解释乃极其不同。

朱子以知为主观的心之作用，以物为客观事物，而主张穷极客观事物之理乃始能充实主观之知云云；至于阳明，则亦以知为主观之作，固不待言，甚至以物亦为主观意念所发动的事件，而主张格物为致良知之实行方法。

二者所以有如是差异，原因是在朱子则以为心与理乃对立之二物，而在阳明则以为心即理。

存在之理，只在心之良知所判断的善恶是非，此外并无别理，由是可知，阳明之致良知说实在不外是以他那心即理的哲学方法去说明实践方法的一种学说。

近世心理学者分析心之作用多以为具有知、情、意三要素，阳明也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全书》二《答顾东桥》）恻怛即情之意，得其宜（义）之作用即为意，分别条理之作用即为知，可知阳明亦晓得知、情、意这三面要素的。

他的心即理说不外就是以分别条理的心之作用为主要的要素，而主张心理合一的意思。

这样的他一方承认知情意三面，然另一面又以为潜伏于判断条理的知之作用之根底的还有一个情，综括情、知二面而言，是谓良知。

他曾经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全书》三）又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全书》二）盖他以为判断是非，分别条理之深处，尚有好恶之情与恻怛之心、之情，是以根据好恶恻怛之情而下判断的心之作用，就叫作良知。

然所谓良知亦不仅在于分别判断，还在于行为。

所以他又说：“心之虚明灵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

（《全书》二《传集录》中，《答顾东桥书》）又说：“意即是行之始。”

他这样的比较了由情知而来的良知与由意而来的行之后，更说：“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

（同上）其意即谓行未必都是在知之后，因而结论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