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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郑孝胥的理想（第1页）

六、郑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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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

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

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

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

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

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

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

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

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

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

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

甚至到“九·一八”

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

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

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

。

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

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

他的“三共论”

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认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