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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大诏书及其他（第3页）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

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

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

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

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

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

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

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

他说我是“满洲国”

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

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

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

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

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

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

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八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

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

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

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

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

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

，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

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

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

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