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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第1页）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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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京城出了一件大事：越发贪玩好奇的武宗皇帝迷上了藏传佛教，派遣太监刘允远赴西藏迎请活佛，为此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这种事情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譬如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总还有几分虔诚的心在，但武宗的心思只会牵挂着传说中密宗活佛的神秘法术，这是最让儒家士大夫感到不安的地方。

这倒也不能苛责武宗，毕竟密宗活佛的广大神通直到今天也使很多人着迷。

儒家官员连番上书劝阻，王守仁虽然远在南京，也写了一篇《谏迎佛疏》试图使武宗回心转意。

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韩愈在唐宪宗年间写下的那篇名文《谏迎佛骨表》，但两篇文章对照之下，我们会发现王守仁全没有韩愈那种直言无隐、甘犯龙颜的骨鲠姿态，而是循循善诱，极尽温柔婉转之能事。

然而文章写成之后，不知为何，王守仁并未将它呈递上去。

于是，《谏迎佛疏》俨然是一株岩中花树，当时虽未能与武宗的心一同明朗起来，却可以启发弟子与后人，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洗脱心学即禅学的嫌疑：

臣自七月以来，切见道路流传之言，以为陛下遣使外夷，远迎佛教，郡臣纷纷进谏，皆斥而不纳。

臣始闻不信，既知其实，然独窃喜幸，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蘗。

郡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

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逆流求原。

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徒尔纷争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见独异于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

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

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

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

陛下聪明圣知，昔者青宫，固已播传四海。

即位以来，偶值多故，未暇讲求五帝、三王神圣之道。

虽或时御经筵，儒臣进说，不过日袭故事，就文敷衍。

立谈之间，岂能遽有所开发？陛下听之，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则亦有何可乐？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纵观于游心之乐。

盖亦无所用其聪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于此。

陛下聪明，岂固遂安于是，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驰逐困惫之余，夜气清明之际，固将厌倦日生，悔悟日切。

而左右前后又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

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

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岂徒息精养气，保全性命？岂徒一身之乐？将天下万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苏息！

故遂特降纶音，发币遣使，不惮数万里之遥，不爱数万金之费，不惜数万生灵之困毙，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远迎学佛之徒。

是盖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

陛下试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岂不如此乎？然则圣知之开明，善端之萌蘗者，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

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

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臣又请得而备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