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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戴震2（第19页）

这种地方真可以见“良知”

学说的大害。

我们明白了这一层，方才可以了解焦循论“理”

的学说。

焦循论“理”

，也受了戴震的影响，故颇有貌似戴学的话，其实他们两人是有根本不同的。

焦循说：

九流之原，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

……先王恐刑罚之不中，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毫芒，无有差谬，故谓理官。

而所以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

……今之讼者，彼告之，此诉之，各持一“理”

，哓哓不已。

若直论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

说以名分，劝以逊顺，置酒相揖，往往和解。

可知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也。

（《理说》）

在这一点上，焦氏未免误解戴氏的用意了。

戴氏说理是条理；焦氏用“求其轻重，析及毫芒，无有差谬”

来解释理官所以以“理”

命名之意，这可算是给戴氏添了一个证据。

但戴氏只反对那“得于天而具于心”

的理，只反对人人把自己的意见认作理；他并不曾反对那“析及毫芒，无有差谬”

的事物的条理。

焦循用诉讼作譬喻，要人置酒和解，而不要论其是非，这是向来儒家“必也使无讼乎”

的谬见，怕不是戴氏的原意罢？他又有《使无讼解》一篇，说：

……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

情与情相通，则自不争。

所以使无讼者，在此而已。

听讼者以法，法愈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烦。

“吾犹人也”

，谓理不足持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

……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讼之有？……

在这一点上，焦循远不如崔述（1740～1816）。

崔述虽不是直接受戴震的影响的人，但他有《争论》与《讼论》两篇，很可以驳正焦循的误解。

《争论》说：

……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圣人知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

曲则罪之，直则原之。

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