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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激情年代19941998年（第2页）

成为文化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文化人下海也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事实上，王志纲并不是最早下海的知识分子，但10年的新华社记者生涯，尤其是10年站在广东书写中国的特殊职业经历，使他对市场经济的奥妙并不陌生。

虽然在1994年以前，王志纲人还在岸上，但在纵论风云之余也频频客串“珠三角”

一些企业的幕后策划，成了当地企业家争相聘请的座上宾。

再次就是人和了。

1994年夏，在广东电视台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王志纲正式向外界宣布了自己离开新华社下海的消息。

他坦言：“我不想当区域性的记者，我之所以把广东作为我的一个码头、一个驿站而不是家园，是因为我可以站在这里写中国，圆我的宏观梦。

当这个支点不存在时，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北上去寻找新的宏观点，要么自我放逐，但北上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新闻本世纪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新闻上风云际会的盛况暂时是看不到的。

既然新闻不需要中国走势了，也就不需要王志纲了。”

与当时很多下海自谋生路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王志纲之所以离开新华社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挣大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挣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他更多的是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在传统的体制里却无法进一步施展，这一点让他无法忍受。

“我去找裤子去了！”

王志纲戏言。

尽管王志纲在当时“珠三角”

的媒体和企业界都颇有名气，但很多人对他的下海却并不看好。

一位私交不错的官员直言相告：“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无海可下，那些下海成功的人往往都是预先利用手中的特权或者关系‘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早就将下海所需之轮船、战舰备好，再差也有一只舢板，像你这样赤条条跳进海里的人，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

对此，一向信奉“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

的王志纲却充满信心：“市场经济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智慧，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既有‘读万卷书’的知识结构，又有‘行万里路，历万端事’的经验和历练，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下海都要被淹死，那说明这个市场经济是假的。

我坚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到了知识分子‘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时，因此我下海断无淹死之理。”

更有人扬言，王志纲下海之后一定会利用新华社的金字招牌，否则将寸步难行。

对此，王志纲坚定地说：“受制于人的人，灵魂是跪着的；欲制他人的人，灵魂是坐着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灵魂是站着的。”

他要做“灵魂站着的人”

。

于是，王志纲给自己来了个“约法三章”

：第一，回避昨天与自己交往过的官员；第二，回避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企业家；第三，回避和自己关系密切的记者圈。

那么，自己的下一个彼岸到底在哪里呢？

下海之初，王志纲的目标仍不乏一个知识分子的**和理想主义色彩。

他声称要做一个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策划人，哪里能提供宽松的条件和充分的自由，自己就会归属于哪里。

为什么还要当独立策划人呢？王志纲解释说，因为以后我还需要生存，我可以把自己的智谋通过“军转民”

，用以帮助商战中的企业家赢得成功，但我绝对不会把它当成惟一的乐趣，这大概也叫“以商养文”

吧。

通过这种形式实现自我，又可以挣点钱，反过来，在比较安静的心态中搞文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看老天爷的旨意了”

。

没成想造化弄人。

十年下来，王志纲的独立撰稿人和独立制片人的设想终于没有机会实现，独立策划人的设想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团队。

他不仅一不小心引爆了一个全新的智力行业，从此与中国特色的本土咨询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知识分子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