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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敢于信任放权容错（第2页）

可好景不长，天下任何一个市场，但凡有人嗅到钱味儿就追兵四起。

一时间，临河冒出一大堆餐厅歌手，李凤兰唱一场200，有人讨价还价，100、50就唱。

2001年，李凤兰接到北京来的一个电话，一个叫白雪花的蒙古族女孩说：“老家人贾经理在北京开了一家叫‘金翠宫莜面美食村’的酒楼，酒楼里有一支蒙古歌队，正缺一个唱地方爬山调的，你来不来？”

当时李凤兰已提前退休，专职搞起了第二职业伴餐唱歌，可市场又纷纷降价。

生计所迫，去!

来北京那一年，李凤兰四十六啦，年龄比其他歌队队员大一倍，还是歌队唯一的汉族歌手，整天穿着蒙古袍，又不会蒙古语，唱不了蒙古歌，心虚，苦闷。

为省钱，李凤兰每天只买一顿饭，中午、晚上各吃半份。

她租了一间地下室，四面无光，除非拉着灯，否则白天、黑夜分不清。

李凤兰打起了退堂鼓，回老家吧!可转念一想，别人都以为李凤兰来北京挣大钱啦，结果钱没挣上，还受这么多罪，这样回去，被同行笑话，丢死人啦!不行，再苦也咬牙，过年也没回家。

转机在第二年开春。

西贝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六里桥店，主打民间菜，歌队主唱西北民歌，李凤兰被推荐为歌队筹备委员会组长。

贾国龙发话：“李老师，你要能把人招上就做，招不上……”

李凤兰一猛子扎到山西、陕北招募民间歌手，一个没招上。

背井离乡去北京卖唱？不去。

回包头、临河招，年轻的也不来，一色儿40多岁带回北京，贾国龙和当时的六里桥店店长高泽平看了：“算了，一人发300块，回家吧。”

李凤兰当时就急了：“贾总、高总，这些演员能行，我有我的想法，让他们先排着，排的过程中再找替换。”

贾国龙嘴一撇：“快快快，你自己看着办吧。”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与西贝歌队的一段缘

从此，5000平米[1]的六里桥店，饭点一到，李凤兰这帮“老家伙”

粉墨登场。

公司给歌队立下一条规矩：放下锄头来家里唱歌，没麦克风，没伴奏，全凭嗓子干唱。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呦，红艳艳……”

一开始也没打开局面，二三十块的价格虽然不贵，但这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小调并没有打动顾客，队员们的方言，客人也听不懂。

刚组建起的歌队又遇到困难，怎么办？李凤兰迅速作出调整：先解说歌词，再给客人演唱。

顾客听懂了，能接受了，回头客越来越多。

李凤兰还给歌队定下一条规矩：只要总厨宋建、赵立功出新菜，我就出新节目。

“你们能卖新疆大盘鸡，我为啥不能唱新疆歌？”

她把歌曲按客人年龄、家乡分类：五十年代客人爱听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爱听的；西北民歌、河南民歌、湖南民歌。

客人爱听啥，她们就唱啥。

经过这样的调整，和客人产生了共鸣，局面开始好转。

李凤兰趁热打铁，每首歌除了礼仪有规定，动作、表演全现场即兴，常常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和客人扭起来，有时客人也被感染，扶歌手站上家私柜，围在下面一起唱。

干唱时间长，嗓子“劈”

了怎么办？李凤兰说，“劈”

了不要紧，状态必须到位!

李凤兰带歌队有四句话：给足待遇，严格要求，常年招聘，优胜劣汰。

歌队最怕人走了招不上。

咋办？考歌队落选的，李凤兰自掏腰包，请人家吃顿饭，送到车站，递上路费，告诉人家，下次只要练好，六里桥歌队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

几年间，六里桥歌队不断给兄弟店输送歌手，但六里桥歌队的演出从没掉过链子。

当时一首歌二三十块，9个人每个月创收12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