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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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1页）

“回答我!”

“我正要回答，长官，”

我别无选择，只能实话实说道，“我们出版物的英国经销商突然停止付款，给他的信函也没有回复。

我去英国一探究竟，发现他的办公室关门了。

我以为他倒闭了，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经销商。

结果跟我洽谈的那个人是一名伦敦警察厅的警探。

我们以前常把货藏进棉花堆里，然后寄到利物浦，貌似海关发现了这一点并通知了警方。

我们的经销商那时已经被抓进监狱，而警方没有将此事公示，于是我就上钩了。”

“很好，这样好多了，”

他说道，看上去似乎有些愉悦，“不过，很自然地，你对英国当局存在诸多怨恨。”

我本应想到他之前说过的话，但我仍然一片混乱，于是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当然，我当时是有些怨恨。

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

但是过后，我意识到警察也有自己的职责，”

我觉得这么说能够取悦他，“而制定法律并不归他们管。

因此，我努力成为模范囚犯。

我想我做到了。

毕竟，我因为表现良好争取到最大的减刑机会。

我无法抱怨自己在梅德斯通所受到的待遇。

实际上我离开时，跟地方长官握了手，他还祝我一切顺利。”

“然后你就回到了埃及？”

“是的，考察期一到，我就回了开罗，长官。”

“接着你在那里向埃及当局举报，说一位名叫科尔比·埃文斯的英国商人是英国特工。”

他的话就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但这次我稳住了阵脚说：“不是接着，长官，那是后来苏伊士危机期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跟他这样的人我该怎么解释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于是，我索性闭上了嘴。

“是因为你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埃及当局证明你是反英派，还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反英派？”

我猜三者兼而有之，但我真不知道，于是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的母亲是埃及人，我的妻子在英国发动的袭击中被他们的炸弹炸死。

我为什么不能坚定地反英呢？”

这可能是我当下能够给出的最好答案，听起来非常可信，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你真的认为那个人是特工？”

“是的，长官。”

“然后就申请了埃及国籍。”

“是的，长官。”

“你在埃及一直待到1958年，也就是他们最终断定埃文斯不是英国特工并放了他的时候？”

“他被判定有罪，被释放是一种宽恕。”

“但是埃及人当时确实开始对你展开调查。”

这是一个陈述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