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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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8页）

一场墙上挂枪，三场务必弄响，弄不响，我也是会把枪从窗口撇出去的。

从出版家的角度讲，都是希望长篇短些再短些。

尤其害怕多卷本，不好卖。

说这年月，也没人有耐心看。

可我又该锯掉哪条胳膊，砍掉哪条腿呢？抑或是剜去臀尖组织，削去半个嘴脸？我已然把三卷压成了两卷。

再压，就算“自残”

了。

那段时间，我刚好犯了肩周炎，痛得就想把左蹄髈浑浑砍掉了事。

如果这只蹄髈能替代小说的删节，我还就真豁出去了。

我请青年评论家杨辉和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段建军帮忙砍，他们大概是碍于情面，看来看去，都说不好下手。

编辑家穆涛甚至说：老兄别弄得太残忍，让我们当了刽子手，你却扮成善良的窦娥她娘，一边收尸，一边哭天喊地。

回顾创作《主角》近两年的日子，还真是有点感慨万千。

要不是突然有了寒暑假，我还的确拿不下这大的活儿呢。

我总是那么幸运，幸运得像上帝的宠儿，在最需要时间的时候，时间就大把大把地塞给了我。

突然调到一个新单位，履职的第一天就放暑假了。

我还诚惶诚恐地问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休几十天，不违规吗？他说学校放寒暑假，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就噗嗤一笑，偷着乐呵地钻进了一个全然封闭的处所，泡方便面、冲油茶、啃锅盔地开始了《主角》的“长征”

。

有时甚至写得有一种“沦陷”

感。

几十年的积累，突然在这个节点上，一下被搅动、激活起来，也就“抡圆”

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不善应酬，工作之余，不懂任何眼色与关系的打理。

只一头钻进书房，像捂着眼睛的瞎驴一样，推着磨碾乱转。

一年多时间，唯一停下来的，是在大年初二到初四的三天。

我不得不在这里啰嗦几句：那几天，几乎所有手机，都被一个打工者的横祸所刷屏。

这个可怜人，新年也携着家人去了动物园。

他给妻、儿都买了看老虎的门票，自己却为省那一百五十元，而翻越四米高墙，生生葬身虎口。

他若手头真的宽裕，又何必如此贱作卑琐呢？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的死，不仅没有引起同情，相反还招来了一连串“死了活该”

的逃票谴责。

不少人倒是同情起了被枪杀的食人虎。

纷纷对“虎哥”

凭吊痛悼有加。

我突然中止了写作，不知写作还有什么意义？那几天，我不断想到古老戏曲里那些有关老虎的情节。

从来恶虎伤人，都是有英雄要舍身喊打的。

怎么现在都站到“虎哥”

一边去了？难道这真是一种生命平等、生态平衡的世纪觉悟？直到正月初五，我才又慢慢回到书桌前，努力给自己写下去寻找一点意义支撑：不正是因为人间需要悲悯、同情与爱，忆秦娥才把戏唱得欲罢不能吗？忆秦娥的苦难，忆秦娥的宽恕，忆秦娥的坚持，不正在于无数个乡村的土台子前，总有黑压压簇拥向她的人群吗？在中国古典戏曲里，英雄制止恶虎伤人，从来都是关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