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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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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一个戏剧故事，我写了很长时间，也改了很长时间，搬上舞台后，演出效果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赢得那么多掌声和热评，甚至包括时尚的网络，也都跟着加热、传热，确实让一个写作者受到了堪称热切的鼓舞。

在短短两年多、二十几个省市的数百场巡演中，最大的观众群是当代大学生。

他们利用微信、微博随看随发的即兴评论，为这个戏奠定了“民间”

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与主流声音汇合后，更显出让人放心的评价真实来。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是因为在这部戏的构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戏剧的长度总是被控制在两个小时多一点，过了这个时间段，再文明的观众，也得考虑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议，因而，在戏剧文本尚未完成之时，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说弥补缺憾的冲动。

我不知多少次说过，写这个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艺路的那个农民工群体。

他们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帮人，但那种形态，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古旧群落。

这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所谓自发，就是政府并不希望他们这样一日一两千人发散式地占据着半边街道，任喇叭喊、人驱赶地挥之不去。

有时下硬手，也见驱赶者把现场能清理得一干二净，可过几小时，那地方又会人头攒动，聚成一个又一个涡流，在与驱赶者躲猫猫，捉迷藏，打巷战、游击战。

久而久之，这个市场也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地顽强生存下来了。

我开始细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这个市场存活十几年后的事了。

我家也请他们干过活儿，话都不多，很难问出点什么来。

城市人对他们在尽量封锁着很多秘密，其实他们对城市人也从不想敞开信任的胸怀。

埋头干活，低头吃饭，饺子一人能吃一斤六两，干完活拿钱走人。

动作都很机械、畏缩，哪怕是瞒着年龄的十几岁的打工孩子，几乎都感觉不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这是我对他们最初的印象。

但我总觉得他们有故事，有很多鲜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对我的戏剧创作生命有所破题和帮助。

何况自己近二十年来每天从他们身边走过，总有一些情结，想弄懂一点他们的心思。

这样，我放下了手头正研究的司马迁、唐玄奘，他们都是我准备搬上舞台的历史人物，端直走进当下，在西安好几个农民工集散地，开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采访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后访问过数十户人家，有些是当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访。

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

很难想象，一个当地居民仅三千多口的东、西八里村，竟然居住着近十万农民工和在附近上学的大学生。

还有一个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谓土著，却容纳了五万多农民工的密集充塞。

每到上下班时，所有进出口，都有一种面临出海与入海口的感觉。

人流放胆恣肆地汪洋着，永远也无法测出广度与深度，就像在一张张木讷表情背后，永远也测不出他们内心的广度与深度一样。

在巷内，人与人之间的进退避让，是需要提气收腹、侧身打转的。

有些租房，床是错落无序的叠加状态，一家几口挤在一个四面不透风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阳光当顶，进房不开灯，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我曾经问过几个农民工的**问题，他们总是羞于开口，问得多了，也会抖搂两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还有心思朝那儿想。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没有条件，不是集体租房，就是举家迁徙而来，在一间房里，胡乱叠架几张板床，哪里还容许弄出那种“失却人伦”

的响动来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罗天福，带着一家四口，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们的西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