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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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罗天福进城打工，完全是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学费在劳碌奔波。

当儿子由信心满满进城，到彻底绝望，自沉数千米深的矿井，意欲逃离现实，自毁人生长城后，这个故事的残破，就拽起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家庭与社会难题。

而像罗天福这样的家庭故事，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就是我要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现在也不敢说就融入了这个城市，但我在努力与他们交往。

我把这种交往认知，也都付与了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

这部作品因为涉及教育问题，因此，大学校园也就成了不得不反复涉足的地方。

我那在大学读研的女儿，总是会在我写出的这些段落里面，增添进她认为更真实的资料，并且提供了大量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尚语汇与生活细节。

妻子也会在城市平民生活状态中，帮忙找到更真实的生命情感铺陈。

城市与乡村，永远都是两个相互充满了神秘感的“不粘锅”

营垒，城市人偶尔会向往田园风光，但终究是去转一圈，对乡村的亲戚发几声嗲、拍几张照片、发几条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种蓦然回首，那种惊诧和爱怜，始终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而乡村人对城市既充满好奇，又充满了恐惧、茫然与不安，几乎不知道摊得那么大的煎饼，该从哪里下口。

上了年岁的人，转一圈，新鲜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条理由急于逃离，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过了心理与生理的最后承受能力。

唯有年轻人，才染了红发、黄发、绿发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尽量尝试着外表的时尚、接近与乱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带抑或主流舞台冲去，但最终还是被心理与实际距离，阻挡在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边缘，甚至灰色地带，做着一个又一个欲罢不能的梦。

罗天福与他的儿女，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其实，我们谁又不面临这样走向各自的现代的困境呢？他们在努力往出走，并且不希望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因而，他们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艰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与尊严。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

的打破与融会贯通，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因此，乡村的罗天福们，包括他们的后代，还无法回避这种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换肝……

故事没有结尾。

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党靖社长，是他两三年来，无数次要我把我的戏剧《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曲”

改写成长篇小说，并且十分信任地提前签了合同。

在写作过程中，又几次探访、敦促。

还有他们的总编韩霁虹女士，不仅带着她的编辑队伍组稿来访，而且在我写作的几个月中，几次三番地发信息、打电话，询问进度，嘘寒问暖。

我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一到下午六点，即进入私人空间，一直写到凌晨一两点。

周末与节假日，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应该说完全是靠业余时间完成作品的。

初稿出来后，他们即时给予了热切鼓励，让我感到近两百个日夜的劳作有了价值。

编辑申亚妮、闫瑛，更是一遍遍地看稿，每每为几个字的更动，反复征求意见，让我学会了敬业精神的重心在注重细节。

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帮助、鼓舞，很难想象，我能在心绪与事情都特别繁杂的2012年，拿出这部拙作。

无论如何，我都得给他们深深鞠一躬。

尤其要感谢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还有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大编辑脚印老师，能够不弃拙作，给予审读、鼓励、编辑、提升与出版支持，甚至让我对于手头正创作着的另外一部长篇，都有了蛮大的“日攻一卒”

的信心。

一件事结束了，夹杂着这件事的事情有很多，好在好天气、好心情总是占了多数，这是我对生活始终抱有信心的原因。

陈彦

2013年4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