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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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童稚状态（第3页）

五十年代：**的侧影；

六十年代：出现**，《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

七十年代：男性**出现在《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女性的阴唇出现在《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

所以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来了”

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里把对影视出版的审查，看作一种性环境。

这种审查的主要目标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内容的严肃作品在这里只是被“捎带”

的。

所谓严肃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性，但不以写性为目的的作品。

这其中包括了以艺术上完美为目标的文学、影视作品，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书，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书。

据我所知，这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严肃的作家、影视从业人员也可以算作专家，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访问了我国一批老一代作家。

安格尔在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

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这当然是骗洋鬼子的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但是洋鬼子不吃骗，又问道：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忍着恶心造出来的吧？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

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子。

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

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

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

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

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书的：起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

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

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

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前性唤起的作用。

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

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

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