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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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失败了（第1页）

进攻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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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光阴荏苒。

红门兰和耧斗草的花都谢了，野丁香也一样。

在潮湿的草地上，又长出了龙胆草紫色的星形花朵以及那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林梢也泛着红光，一片一片。

秋分已过，万灵节在望，对于那些消磨时光的老手来说，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年中最短的一天乃至圣诞节同样也不远了[31]。

不过，10月里美好的日子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日子跟他与表兄去参观贝伦斯顾问的油画那天的情况，几乎一个样。

自打约阿希姆走后，汉斯·卡斯托普便不再与施托尔太太坐同一张桌子。

在那一桌，布鲁门科尔博士已经死去；在那一桌，玛露霞常常无缘无故地用印着橘子花的手绢蒙着嘴傻笑。

现在那儿坐的是新客人，谁都还不认识。

我们的主人公在过完第二年的两个半月以后，便获得院方准许换了一个座位，坐到了原来那桌斜对面更靠近左边露台门的地方，夹在原来那桌和“好样儿的俄国人席”

中间，简言之，坐到了塞特姆布里尼坐过的那一桌上。

是的，汉斯·卡斯托普眼下坐着意大利作家空出来的位置，坐在桌子头上，正对着“大夫的座位”

。

在七席中的每一席，都保留着这么一个座位，供贝伦斯顾问或他的助手来观察时坐。

那边上首，在大夫席位的左侧，在重叠起来的几个坐垫上面，蹲坐着来自墨西哥的驼背业余摄影师。

他不苟言笑，脸上的表情活像只鸽子。

他旁边的座位属于一位来自七堡地[32]的老处女，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抱怨的，她开口闭口都是她的姐夫怎样怎样，虽然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位老兄为何许人。

她在例行的散步中拄着一根饰有图拉产的银柄小手杖；每天某个固定时间，人们可以发现她立在阳台的栏杆边，把小手杖横担在脖子上做深呼吸，为的是扩张她那扁平得像盘子似的胸脯。

她对面坐着个大伙儿称为文策先生的捷克人，因为谁都没办法念清楚他的那个姓。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的时候尝试过，看能不能把他那由一串乱七八糟的辅音凑成的姓氏拼出来——虽然没打算认真努力，而只是想让自己娇生惯养的拉丁化拼读法去那语音的丛莽里探探险，逗逗乐而已。

这个捷克佬尽管肥得像只獾子，饕餮的本领就是在此地山上的人当中也非常突出，四年来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病得快死了。

晚会上，他常弹着装有饰带的曼陀铃，唱他故乡的民歌，讲他自己的甜菜种植园，说在那儿干活儿的净是些漂亮娘儿们。

然后，紧靠着汉斯·卡斯托普，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的是马格努斯先生和太太，一对来自哈雷城的酿造啤酒的夫妇。

悲凉的气氛包围着这一对儿，因为两人正在失去对于维持生命极端重要的新陈代谢物质，马格努斯先生失去的是糖，马格努斯太太是蛋白质。

他们俩的心绪，尤其是脸色惨白的马格努斯太太的心绪，叫人感觉到已经不存在哪怕一点点希望；精神的贫瘠就像地窖里的霉气一样从她身上往外散发，她一身兼有着疾病和愚蠢，其讨厌程度比缺少教养的施托尔太太尤有过之。

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样的人极为反感，也正因此受过塞特姆布里尼的责备。

马格努斯先生要开朗和健谈一点，不过谈起话来却常常使塞特姆布里尼这位文学家不耐烦。

此外，他还喜欢动不动就发脾气，时常因为政治和其他原因跟文策先生发生冲突。

这位波希米亚[33]人不仅以其民族情绪令他恼怒，还公然承认自己反对殖民主义，并且发表一些从道德上贬低酿酒业的言论。

对此，马格努斯先生总是通红着脸给以驳斥，说什么这种与他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饮料，在卫生方面无懈可击。

在这种场合，从前都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出来以幽默调侃的方式和稀泥；眼下坐在他位子上的汉斯·卡斯托普自觉缺少这份机灵，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可以凭借，便无法扮演同样的角色。

同席的只有两个人跟汉斯·卡斯托普有来往：一个是来自彼得堡的安·卡·费尔格，他左边的邻座，这位心肠好性子也好的俄国人留着两丛茂密的棕红色八字胡，津津乐道地讲胶鞋生产程序，讲俄罗斯的边区和北极圈里的风物以及极地永恒的冬天；有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和他一块儿去散步。

另一个坐在桌子上端正对着墨西哥驼子的座位的，名字叫魏萨尔，斐迪南·魏萨尔，头发稀疏，牙齿有毛病，来自曼海姆城，职业是商人，一双忧伤而饥渴的眼睛经常死盯着舒舍夫人那富有魅力的身段，自打狂欢节起就很愿意接近汉斯·卡斯托普，现在只要情况碰得巧，他也总来跟他们一块儿散步。

魏萨尔在这样做时表现得耐心而又谦卑，甚至带着一种五体投地似的忠诚，这对当事者卡斯托普来说很不舒服，因为他完全理解其中微妙复杂的含义，却又不能不本着人道的精神加以对待。

他不露声色；他知道只要把眉头轻轻一皱，就足以将那自惭形秽的人羞辱和吓跑。

他忍受着魏萨尔对他奴颜婢膝；这老兄一有机会就向他鞠躬致敬，就讨他的好儿；他甚至容忍这人有时散步替他拿外套——他把外套抱在臂弯里，显得那么毕恭毕敬——临了儿，他还容忍曼海姆人与自己交谈，谈的内容总是令人感到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