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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紧急召见（第2页）

，也有的人在叹息“好不容易取来了一点真经，一刀又叫他们给切掉了”

，还有人说“这是拖历史的后腿”

。

当然，支持、赞赏的也不少。

黑龙江、辽宁、福建、四川等一些接受过采访的“封疆大吏”

纷纷表示同意调查的观点，并且坚决拥护治理、整顿的决策，还感谢记者“为中国改革出了力”

。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一位负责人说：这种轰动效应“在新华社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

《瞭望》的负责人动情地说：“感谢你们为人民做了件好事。”

一些青年记者说得更玄：两个记者小子把中国改革之船的舵盘给拨了一下。

郭超人副社长则认为：调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原因有三条：主题和材料完全来自基层，为第一手材料；材料宏观性强，涉及面广；敢于直言、超脱，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不会说的话。

他说，当记者有一个原则，思考时无所顾忌，下笔时谨言慎行。

穆青社长对稿件的评价是：新华社记者就是要有宏观意识，就要这么当！

无论世人怎样议论，但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政治家办报”

的口号，但若干年来，中国的记者、编辑很少以“政治家”

自命。

《中国走势采访录》的作者，实际上正是从政治家的高度，来探讨中国宏观经纬线之谜，从而影响了历史，推动了历史，这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的骄傲。

当然，记者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全部药方。

如果把后来解决问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挫折、反复归咎于“始作俑者”

，这也是不公平的。

春华秋实。

思想者的喜悦莫过于思想被社会认同；爬格子者的满足莫过于文章被人们所理解。

记者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人生能有几回搏？王志纲回忆起70天的辛劳：为了赶时间，从厦门到广州乘长途汽车，炎炎夏日，二十来个小时坐下来，屁股长满了水泡，身体就像被风干了似的，再喝多少水也解不出尿来；为了抢时间，半夜挑灯夜战到一两点是常事……

然而，在事业的高峰，王志纲却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依现有体制，我的成就已获得最大值，满足于这一体制下的创造，我将成为一个一生平庸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