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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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工作就是性服务，但那毕竟还是一种服务。

对一个上流社会的舞女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对一个诗人来说，则可能是侮辱了。

于是，从这一有损名誉的情境中跳出来，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因此，今天，他感到如此地不幸：佩里顾先生的葬礼对他而言本应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玛德莱娜让人给《巴黎晚报》的经理儒勒·基约多打了电话，请求他让安德烈来撰写有关她父亲葬礼的报道。

你们想象一下吧：一篇长文章，从第一版起刊登!放在巴黎卖得最好的日报上!

三天以来，安德烈就一直在经历着这场葬礼，他已经亲自走了好几趟灵车要走的线路。

他甚至早就提前写下了整整好几段文稿：“不计其数的花圈压上的分量，让运载灵柩的马车有了一副威严的气势，让人不由得回想起耳熟能详的这位法兰西经济巨人平稳而又强劲的步态。

十一点钟到了。

送葬队伍就要启程了。

在第一辆满载了众人哀思的摇摇晃晃的车子上，很轻易地就能看出……”

何等意外的好运!假如这篇文章成功的话，那他就有可能被报社录用……啊，体面地谋生，摆脱种种他不得不履行的得罪人的义务……而且，还有更好的呢：赢得成功，变成富人和名流。

而现在，这一事故把一切全都毁了，又把他打发回了起跑线上。

安德烈固执地把目光留在车窗外，为的是不去看保尔死死紧闭的双眼，不去看玛德莱娜泪流满面的脸，还有蕾昂丝那张坚毅而紧张的脸，还有在地板上漫延开来的那一摊血。

他对那个死去的孩子（或者几乎已经死去，躯体被丢弃在了那里，在浸满了鲜血的围巾底下，再也听不到呼吸声了）有一种深深的担忧，这让他的心几乎要碎了。

但是，由于他同时还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刚刚化为乌有的那一切，他的种种希望，他的种种期待，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的机会，他开始哭了起来。

玛德莱娜抓住了他的手。

在现场，在他兄长的葬礼上，夏尔·佩里顾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依然还在场的最后一名家族成员。

人们终于把他一步步地推到门前的台阶旁，被“他的后宫女眷”

围在身边。

他就是这样来称呼他妻子和他两个女儿的，他可不是一个高雅的人。

他总认为，他妻子奥尔藤丝喜爱男人喜爱得还不够，因而想生男孩却没能生成。

他的两个女儿长得像是抽了薹的蒜苗，细细的腿，外翻的膝盖，满脸的粉刺，有事没事地总爱哈哈大笑，这让她们不得不使劲地用手捂住嘴，生怕一笑就会露出一嘴狰狞可怕的牙齿。

要说这牙齿，可是当父母的一块心病：人们简直会说，她们出生之际，一个缺了大德的神灵往她们每个人的嘴里扔了乱七八糟的一大把牙齿，牙医们见了也只会连连摇头：他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除非等她们长大后安上一口假牙，要不然，恐怕一辈子都无法根除这一惨相，只能永远拿一把扇子挡住嘴了。

看来，得给牙科诊所送去不少钱，或者，得往嫁资上赔上好大一笔呢。

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一大心病，始终萦绕在夏尔的心头，永远挥之不去。

夏尔是个大肚腩，因为他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赖在了餐桌上；他年轻时就早早地有了一头白发，梳成个大背头；他脸上的线条很粗，鼻子很尖（他强调说，这是他性格坚定的标志），一把工兵围裙式[9]的小胡子。

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加上一点，两天以来，他一直在为他的兄长之死而痛哭，现在落得个脸色通红，眼皮浮肿。

一看到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妻子和女儿便急忙上前，但是，惊慌之中，她们谁也无法清楚地描述当时的情境。

“嘿，怎么啦？”

他问，前后左右地来回瞧，“怎么回事，你说他跳了下来，谁跳了下来？”

古斯塔夫·茹贝尔伸出一只手，平静而又坚定地拨开人群：“夏尔，您过来。”

茹贝尔一把就拉住他，然后一边走向院子，一边告诉他，他现在已然成了葬礼中整个家族的代表，这可赋予了他某种责任。

夏尔有些茫然，瞧了瞧左右，几近绝望地寻找着，想牢牢抓住这一新的处境，这跟他当时离开之后留下的情境早有了天壤之别。

人群的激昂跟一场葬礼应有的那种激昂并不相吻合，他的女儿们叽叽喳喳地乱嚷嚷，手指头像扇子一样挡在嘴前，他妻子抽抽搭搭地直打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