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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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贝尔搀住他的胳膊，说：“玛德莱娜不在，就有劳您亲自走在队列最前头啦，夏尔……”

然而，夏尔因为要面对心灵的痛苦而越发地不知所措。

兄长的死引起了他巨大的悲痛，但也算来得恰逢其时，能让他从个人的极大困境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谁都明白，但他很狡猾，在某些场合，也颇能从他的智力库存中汲取意外的智慧，足以让他的兄长有时间帮他摆脱困境。

他用手绢擦着眼睛，踮起脚尖站立起来。

然而，当人们把那块蓝色呢绒窗帘铺到灵车上，又重新摆上花圈，当唱诗班的孩子们又站好了队列，当乐队奏响一曲缓慢的进行曲，以掩饰尴尬时，他突然挣脱了茹贝尔的手腕，径直跑向一个男子，猛地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

就这样，他全然无视议事日程的规则，让公共事务部的二等参议阿德里安·弗洛卡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跟他这个死者的胞弟，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萝丝和雅馨特并肩而行。

夏尔比马塞尔年轻十三岁，仅此而已。

他始终都比他的兄长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

没他那么年长，没他那么辉煌，没他那么勤奋，因而，也没他那么富有；靠着这位兄长的钱，他于1906年当上了国民议会的议员。

“因为，要让自己被选上，就要花费一只眼睛的价钱，很昂贵。”

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这样解释说，“简直是疯了，得拿出很多东西来，给选民，给报纸，给同行，给竞争对手……”

“假如你投身于这一战役，”

马塞尔劝道，“那你就绝不能失败。

我可不想让佩里顾家的人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社会党候选人打垮!”

选举进行得不错。

一旦被选上，人们也就享受到种种的优越性，共和国的确是个好姑娘，对他这一类的老滑头是不会吝啬的，甚至还算得上慷慨大方。

很多议员想到的是他们的选区，而夏尔，想到的只是被再度选举。

靠着一位他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家谱学家的非凡才华，他在塞纳-瓦兹省挖掘出了他那很古老、很渺茫的祖上根系，把它们说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他认真地说，他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孩子。

严格来说，他并没有丝毫的政治品质，他的使命只在于讨好选民。

更多的是出于本性而不是经过思索，他选择了一个极端大众化的领域，很可能大大高出了他本身的阵营，要召集、要满足的不仅有富人，还有穷人；不仅有保守派，还有自由派：那就是与税收的斗争。

好大一块肥肉。

从1906年起，他就在猛烈地抨击卡约关于所得税的提案[10]，他强调，那会吓到“所有那些攒钱的、那些节俭的、那些勤奋劳动的人”

。

作为一个勤劳的人，他每星期都要去他的选区走一走，跟选民们握握手，大发雷霆地骂一骂“令人无法接受的税务调查”

，主持一下各种颁奖典礼、农业博览会、巡回体育比赛，表现出对种种节庆活动的绝对守时。

他随身携带用不同颜色做标志的硬皮卡片，在那上面，他小心翼翼地记下会对他的再次选举有重要影响的所有事：当地的名人，种种的雄心抱负，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性习惯，他的对手的经济收入、债务以及恶习，逸闻趣事，谣言传闻，总而言之，到时候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一切的一切。

他起草了一些书面问题给一些部长，为他的治下摇旗呐喊，并一年两次成功地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台，待上几分钟，说上某一个问题，为他的选区争取些许利益。

这些在《官方公报》上被谨慎提及的发言，有助于他在选民面前高昂地抬起头，证明他已经为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这一份漂亮的精力付出，若是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便一无是处了。

出竞选海报，召开群众大会，全都需要钱。

同样，整个任期内，他还要补偿一下在竞选中那些帮他写写画画、跑跑腿、付出辛劳的人，尤其是那些神父、区公所的秘书，还有咖啡馆的老板，以此向所有人显示，选了一个银行家的兄弟，就意味着有了种种无可比拟的好处。

因为他可以资助体育俱乐部，为颁奖典礼提供样书，为中彩者发奖品，为老战士发锦旗，为无论谁，或者几乎是无论谁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

已故的马塞尔·佩里顾在1906年、1910年，还有随后的1914年掏了一把自己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