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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现代性（第1页）

康德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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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康德如此重要

所有阅读康德（Imma，1724—1804）著作的读者都将面临诸如“先验综合判断”

“统觉的先验统一”

这类术语的夹击。

那么，读者该怎样从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中认识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康德都对现代世界的哲学变迁，以及哲学为现代世界带来的巨大改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呢？答案就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掌握康德的哲学，并将其视作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表述。

即使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康德思想的合理性和意义，我们仍可以将其作品解读为对他所处时代发生的那些革命性变化的回应。

这样的看法中隐藏着一种矛盾，即我们究竟该将康德哲学看作是真理，还是将其理解为他的时代之声。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康德写作之时就已成了争论的焦点。

这是因为，新兴哲学开始关注人类实践对人类理解世界的影响，也开始质疑万物的本质是否真的是永恒的和理性的。

这一新的关注点既影响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的迅疾变革，反过来它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康德和这些变革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远离纷扰的世事——但它们肯定也启迪了他的作品。

例如，如果他对自由的论述与法国大革命毫无关系，那我们便很难具体地思考他的相关思想。

与此同时，对康德思想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基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哲学中常常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

不过我们也不必完全排斥这样的哲学矛盾，因为它们很有可能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对立，而这样的问题并不单是哲学就能解决的。

所以，为了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哲学困境，康德带领我们超越了这些困境，并进入现代世界里那些更加广泛的问题之中。

哲学背景

康德所回应的那些思想其实本身也在表述着现代性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

莱布尼茨[1]（GottfriedLeibniz，1646—1716）和斯宾诺莎[2]（BeusSpinoza，1632—1677）提出的“理性主义”

，由沃尔夫[3]（Wolf，1679—1754）等人进行了发展，并传递到康德时代。

理性主义认为，建立在数学科学上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绩，都应归功于自然内部固有的结构。

这是因为，数学之中包含着不能被经验所改变的必然真理，这使得它的基础状态十分稳定，而这一性质正是其他学科所缺乏的。

并且，这种不变的状态似乎还和神学有极大关联：经验知识极易出错，所以绝不出错的数学知识便被认为是来自某种超越人类的根源。

但是，苏格兰哲学家休谟[4]（DavidHume，1711—1776）曾说过，现代科学也十分依赖一种从未有过的、对经验材料的密切关注。

这些材料来自人类的观察，所以它们并不具有数学的必然性。

休谟的观点影响了康德，使他从“教条式”

的信念中醒来，不再相信宇宙有一种内在的秩序。

对于康德来说，“教条”

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它最晚自柏拉图起就一直存在于哲学思辨中，也存在于根本性的形而上学观念里，其本身是不应该被质疑和批评的。

而对于休谟来说，因果律不能被看作是宇宙的内在秩序，人们之所以能得出因果律这一结论，仅仅是因为观察到了一件事是紧跟着另一件事发生的。

因此，所有从新科学得出的确定无疑的事实都伴随着这样的疑问，即这种确定是否真的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休谟的观点便对宗教产生了一种潜在的破坏力：万物的秩序取决于人类个体碰巧得来的观察，而非神圣的权威。

图1　康德，1790年

康德通过重新思考数学的必然性和感知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冲突中寻找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