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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转向（第1页）

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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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维度

康德为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极具深度的新视角，但他出人意料地忽视了现代哲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康德哲学从最初的受到重视到发展出了德国唯心主义，主要归功于莱因霍尔德[1]（KarlLeonhardReinhold，1757—1823）。

莱因霍尔德在1812年曾评论，在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的著作中，“思考和说话的关系以及哲学讨论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并未得到详细研究和表述”

。

然而，即使是在康德写他最重要的著作之前，语言就已经成为德国某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

那么，当其他人似乎并未把语言视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时，这些思想家为什么又会如此关注语言呢？

康德认为，世界的可知秩序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活动。

而一旦考虑到语言与主体性的关系，对这一活动截然相反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即使主体可以操纵语言，但他们没有发明语言，而且以某些仍然具有争议的方式来看，他们还需要语言来成为完整的主体。

那么，语言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和世界秩序一样，语言的根源总体上也被视作是神圣的。

这一假设与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即语言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使世界变得可以被理解：希腊词“logos”

，既可以指言语意义上的“语词”

，又可以指事物的理性秩序。

可以说，哲学中的现代性的开端几乎同时表现为休谟和康德提出的新哲学问题，以及对语言神圣根源的质疑。

前者导致主体观念成为哲学讨论的新中心；后者则与之相反，揭示了主体对某种并非其根源的事物的依赖。

语言成了“他者”

，直到今天，它的根源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想想关于语言是否能从基因方面得到充分解释这一争论）。

德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正是两种不同思想的矛盾，其中之一将主体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另一种则认为主体依赖于某种超越自身的事物。

这种依赖性的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无意识”

概念会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而这里的理论问题也再一次表明了历史的变化。

“意识形态”

的概念结合了语言和无意识的问题。

它萌芽自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它只是某种思想体系的别称。

但在这之后，“意识形态”

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经过马克思的论述后，这个术语被用来形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以为自己的行为是自主决定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无意识地依赖于一套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中的语言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人类学”

这一学科，更是进一步佐证了这里探讨的问题。

人类学出现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意识到，一个民族的自然语言并不只是一种用其他语言也可对同一事物进行表述的方式。

一个民族的语言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在面对世界时所拥有的独有经验所产生的结果。

理解这些经验能够塑造一种崭新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对于其他文化而言也许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少数民族对于自己语言的认同感显得至关重要，这样的案例也表现了这种视角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认同感也是有利有弊的。

把一些人联结在一起的东西，也可以将他们与其他人分离开来，同理，一个不属于某个语言社会的人则会成为一个外来的“他者”

。

语言认同感的问题也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关，而后者则是现代历史中许多流血事件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