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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叔本华和上帝之死（第1页）

尼采、叔本华和“上帝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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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回归

当人们怀疑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所说的自决不过是自我保护这一本能的伪装时，现代性的矛盾本质便凸显出来了。

在这里，谢林和马克思早期对自然积极的重估，被另一种“自然主义”

取代了，这种自然主义，既把将为生存付出的努力看作是自然的本质，也把它视为理性隐藏的动力。

在对自决质疑所暗含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探讨，叔本华（ArthurShauer，1788—1860）和尼采（Friedriietzsche，1844—1900）的著作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次出版于1818年，增订版出版于1844年）刚出版时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也许是19世纪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哲学著作，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瓦格纳[1]（Rier）对此书的大力宣扬；其二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其三则是该书对人类自我形象的毁灭性影响。

此书可能在20世纪初的影响力最为巨大，托马斯·曼[2]（ThomasMann）、马勒[3]（GustavMahler）等人都受到其影响。

叔本华的这部代表作颇受争议，它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指出哲学讨论中的瑕疵往往并不能揭示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位哲学家的著作意义非凡。

关于这本书，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和无神论作品，并且，它还为现代哲学带来了一丝新的悲剧气息。

诚然，没有古希腊悲剧的德国唯心主义是难以想象的，但悲剧对改变的必然性的洞察，使人们可以忍受悲剧的必然性。

历史也许真是一座屠宰场，但理性却通过流血杀戮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埃斯库罗斯[4]（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5]结尾，一种新的司法体系诞生于种种恐怖中，这正是此处的一个最好范例。

相比之下，后来的谢林、叔本华和尼采对悲剧的非唯心主义解读并不存在救赎的一面：人类的秩序形式被“他者”

推翻了。

想想那位在无意中杀死父亲、娶了母亲的俄狄浦斯，或《酒神的伴侣》[6]中被外在力量摧毁的城市。

叔本华对康德的解读本就暗含一种与唯心主义观点不同的悲观主义。

人类秩序最主要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体系，这种体系要求人们产生一种对于知识而言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感。

在康德看来，从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只能在经过判断，并被归到范畴和概念之下时，才可以被人理解，而判断的作用就在于使材料与其他材料相认同。

在希腊悲剧中，人类的认同形式常常面临被摧毁的威胁，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超过了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

这一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康德的“物自身”

的另一种阐释。

世界“超过”

了我们的知识，从而导致了各种悲剧的发生，在这样的悲剧中，亲属秩序被推翻，致使出现了**、弑母、弑父和手足相残等行为。

从这种“超过”

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只须迈出一小步，而这正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

对叔本华而言，表面呈现的东西，就像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念一样，可以被无意识的基础所颠覆。

康德对于“现象”

与“物自身”

的区分成了世界作为“表象”

（V）和世界作为“意志”

的区分。

虽然对康德来说，我们是不可能进入物自身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对其几乎毫无掌控力的经验进入作为意志的世界，这种经验包括饥饿和性冲动。

表象是不显现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