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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1页）

第六章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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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Hornblower）

史实概述（公元前479—前431年）

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建立了海上帝国，从而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领袖。

他们的势力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持续扩张，于是对当时希腊世界的入侵者波斯发动进攻。

这一攻势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当时雅典将领客蒙（）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庞婓利亚（Pamphylia）赢得了欧里米顿战役（battleoftheEurymedon）；而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雅典对北爱琴海岛屿萨索斯（Thasos）叛乱的镇压，则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导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所控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关系的恶化。

约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46年，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FirstPeloponnesianWar）在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展开。

此次战争的早期，站在战斗前线的明显是科林斯而非斯巴达，尽管战争的最后一年是斯巴达入侵了阿提卡。

科林斯对雅典不同寻常的敌意，缘于麦加拉对雅典的支持，而麦加拉这座小城邦正好从地理上将雅典与科林斯分开——然而此前，对这座城邦的敌意曾使得雅典和科林斯在政治上结盟。

尽管雅典要处理希腊的战事，但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还是支持了埃及的反波斯起义（这次起义最终惨败，也牺牲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并且开启了与西西里各个共同体的外交。

与波斯正式的敌对状态随着《卡里阿斯和约》（PeaceofCallias）而在约公元前449年结束。

公元前446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确认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是雅典的胜利——尽管它不得不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希腊大陆的领土，尤其是波奥提亚。

雅典现在能够放手向北边扩张了。

公元前437年，它终于完成了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盛产木材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而在东方，雅典在萨摩斯的势力更加稳固，即便萨摩斯曾在公元前440—前439年有过一次未成功的反抗。

在西方，它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可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海军所需的木材供应。

雅典向西方和北方的扩张，加之对麦加拉的再次进攻，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引起科林斯的警觉，因为科林斯历来与它在北希腊和西西里的殖民地联系密切。

于是爆发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称大伯罗奔尼撒战争（GreatPeloponnesianWar），雅典战败。

记载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雅典人修昔底德使得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说出这样一番话：雅典人会铭记，他们曾比其他希腊城邦统治过更多的希腊人。

修昔底德（或伯里克利）错了。

只有古史专家们才知道雅典帝制，但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希腊悲剧却世人皆知。

我们应该多说说雅典的悲剧，因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都是雅典人。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悲剧作家对一系列神话的处理方式，源源不断地为近代人提供灵感，比如思想家弗洛伊德（Freud）、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阿努义（Anouilh）。

小说家托马斯·曼恩（ThomasMann）的《魂断威尼斯》就出自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

这些成就证明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文学的透彻研究，是多么明智。

说到观点偏颇，修昔底德并非唯一一人。

埃斯库罗斯为自己写的韵文墓志铭，对他在希波战争中从军之事大加褒扬，而忘记提及自己是一个剧作家。

伟大的教师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同时代的历史记载中，也只是受到了些微纯粹政治上的不公正对待。

甚至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一个传说中的忒拜国王，也可能是雅典帝国的影射：机智灵敏、好管闲事、伟大如他，也因为这些细节而注定失败。

多么荒谬的时代错误!

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忽视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这是公元前5世纪文化发展的保障。

首先，正是希波战争恶化了爱奥尼的政治氛围，使得流离的知识分子会集雅典，如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ofMiletus），他重建了雅典海港皮拉奥斯；还有伯里克利的哲学家朋友阿纳克萨哥拉。

然而，最重要的是诸如客蒙和伯里克利这样的贵族，他们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带来了公共财富，资助了菲迪亚斯（Phidias）、伊克提努斯（Ius）和内斯克勒斯（Mnesicles）进行雅典卫城的建筑和雕塑创作；同时，他们还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务，为节日和戏剧创作提供资金保障，而后两者又赋予古典雅典独特的魅力（这是一种捐助体制，向富人征税，当他们承担超过规定的义务时，就能得到荣誉）。

伯里克利第一个广为人知的行动是资助埃斯库罗斯的重要历史剧《波斯人》（Persae）的创作。

我们不是从把伯里克利理想化的修昔底德那里得知此事，而是从一个石刻清单上得知的。

这类石刻是当时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始资料。

我们不应忘记这类证据也有助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