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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麦岭明治时代的女工们（第2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生丝产量达到最高水平，女工的年平均工资也超过100日元，当时东京的米价每公斤0.386日元。

但在1891年，女工的年平均工资只有17.56日元，其中预先支付或转付给女工父母12.02日元，女工直接领到的工资3.70日元，未支付的余额为1.84日元，支付给父母的钱及余额是防止女工向其他工厂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措施。

由此可见，70%以上的工资交给父母，对于那些将收获量70%—80%作为地税交纳给政府的贫苦农民来说，女儿的工资就成为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

女工们一天劳动14个到17个小时，每月最多休息两天，在充满煮茧蒸汽的车间内工作，高强度劳动，宿舍条件差，饮食也不好，患肺结核的人非常多。

缫丝工厂采取工资总额固定制度，按照劳动业绩支付。

即业绩最佳者为“白旗”

，工资最高，业绩最差者为“红旗”

，工资最低，以激化女工之间的竞争。

直接监督她们的检查员是最可怕人物，经常实施暴力和谩骂，忍受不了的女工投河自杀或逃走。

但多数女工必须忍耐下去，因为飞地方的穷人生存之路只有“是上吊，还是越过野麦岭”

，二者选其一。

当然，也有依靠工资赎回土地的事例，尽管其比例像中彩票大奖那样稀少，但仍有相当的鼓舞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尽管是和平的手段，女工们还是在争取好的劳动条件。

最早发明工资总额固定和等级制的诹访地区，1903年结成制丝同盟，实施女工登录制度，防止自由流动。

日本在1911年颁布《工厂法》，1916年开始实施，但同时规定禁止女性深夜劳动和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条款在15年内暂缓实行，后改为1929年实施。

尽管如此，1917年违反该法律的184家工厂受到警告，其中168家受到处罚。

受其鼓舞，1918年缫丝工厂的女工更换工作单位逐渐增加，各工厂之间买卖权利证以解决问题，1926年制丝同盟解散，同年缫丝工厂与县政府缔结最低工资的协定。

在女工占86%的纺织业也是如此，其中未成年者过半数，14岁未满者达到两成。

日平均工资只有10—15钱，普通民众每月的食品费5—10日元，可见工资之低。

纺织业实施昼夜两班制，劳动时间12个小时，但很少低于15个小时，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

细井和喜藏1925年出版的《女工哀史》是其与妻子工厂生活体验的记录，其中写道：即使在1916年《工厂法》实施以后，女工们仍然长时间地夜间工作与拘束在集体宿舍中，必须忍受残酷的劳动条件。

明治末年，有纺纱女工5.6万人，缫丝女工17.3万人，纺织女工82.8万人。

正是依靠这些超过100万、超长时间工作、工资只有英国1／26的女性劳动者，轻工业产业革命下的生丝、棉纱出口量急剧增加，换得军舰与武器，日本走向强国之路。

正如当时流行的歌谣《工女节》唱的那样：“男军人，女女工，缫丝也是为国家。”

实际上，在煤矿业也存在女工。

1926年政府颁布《矿工劳动扶助规则》，禁止在煤矿业使用女性劳动者。

在此之前约24%的煤矿工人是女性，最多时有11万人。

明治时代煤矿尚未机械化，通常是二人组合，男性在坑道掘煤，女性将煤背出矿井，多为夫妻合作。

地下高温，男女均**上身，工作时间长达12—14个小时。

甚至有孕妇在临产前仍然下井，结果将孩子生在坑道中。

1978年拍摄的《啊！

野麦岭》的结尾是：优秀女工阿峰积劳成疾，不幸染肺结核。

厂方为避免传染通知其家属接回家，阿峰的哥哥十万火急地赶到工厂，在破旧的草屋里找到奄奄一息的阿峰。

当爬上高高的野麦岭时，趴在哥哥背上的阿峰欣喜地说道“看到飞了”

，同时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无论何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建立在下层劳动者的牺牲、至少是收入产出不成比例的付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