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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第3页）

新时代的地基仅仅在昨天刚刚奠定。

只有当人类有勇气质疑所有现存事物，并以“知识与理解”

作为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共同社会的基础时，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

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成长中的阵痛”

。

历史背景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姆河（Somme）战场也是70年前布歇·德·佩尔特（BoucherdePerthes）的考古地点。

1859年，阿瑟·约翰·伊文思爵士（SirJohnEvans）和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Prestwich）通过论证，证明石器与灭绝的动物都是在同一地层中被发现的，从而确立了伟大的史前人类的存在。

多年来，布歇·德·佩尔特的观点一直备受怀疑，他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也遭到嘲笑。

我们现在明白，佩尔特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与燧石剥片工艺的主要特征，比如打击面、半球形石核刮削器、多次修整的刮削器等是颇为准确的。

但是佩尔特与英国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Stukely）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后者在18世纪提出了田野考古学并重建了德鲁伊教（Druids），他也成为这个狂热团体里的忠实一员。

除了对位于阿布维尔（Abbeville）和亚眠（Amiens）之地砾石场进行了地层学和文物学的敏锐观察，佩尔特还绘制了许多石器器物图。

他对在砾石坑中发现人骨与灭绝鸟类共存的观点，无疑推迟了人们对他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接受。

布歇·德·佩尔特受到了怀疑，而约翰·弗雷尔（JohnFrere）却被完全忽视了。

1797年，他曾写信给伦敦文物学会（theSocietyofAntiquariesofLondon）。

直到1800年，该学会才出版了关于弗雷尔在萨福克郡（Suffolk）霍克森（Hoxne）发现的石器的简短介绍。

在今天，这些石器被归类为阿舍利（A）手斧，这是一种大型工具，两面都呈片状，这些手斧尺寸大小不一，但都做工精美。

弗雷尔所绘制的插图标本做工尤其细致，锋刃锐利。

到1872年，欧洲西北部河流阶地和欧洲南部及中部洞穴考古发现进展非常之快，使得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deMortillet）能够根据石器的形状将卢伯克（Lubbock）的旧石器时代细分为不同的阶段。

年表的建立得益于石器本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石器一起出土的动物种类的年代学关系。

默尔蒂耶将旧石器时代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阿舍利文化期；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期；晚期石器文化，现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即骨器最早出现的时期。

随着法国西南部洞穴发现的地层层位越来越多，它们的序列和年代位置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这促使阿贝·步日耶于1912年提议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期。

到目前为止，“三期说”

已被广泛接受。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标志为阿舍利手斧，主要来自伦敦和巴黎盆地的河流阶地；旧石器时代中期或莫斯特文化鲜明的特征为：在法国多尔多涅省（Dne）、德国南部和中欧的洞穴及岩棚中用石片制成的尖状器和边刮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骨雕和象牙制品的艺术形式为特征，最绝妙的当属在坎塔布里（tabria）山脉（在西班牙北境）、比利牛斯（Pyrenees）山脉和佩里戈尔（Perigord）的壁画洞穴。

之后的50年，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增加了来自欧洲其他各地的地层层位资料。

石器类型学研究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其中的领军人物当属博尔德（Bordes），他在1953年提出了一个不同地层层位中石器组合的分类体系。

对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类型，他建立了一个表格，包括63种常见的石片石器类型，以及一个涵盖了21种手斧的附表。

石片工具的形状从边刮器到尖状器，还包括其他尚未定型的类型，如缺口件和齿状件（齿间宽）。

这些表格可以用来计算各种器物类型出现的频率，并能根据每种器型的数量进行综合比较。

博尔德是一位石器专家，他还对燧石技术做了分析与研究，其中考虑了对台形和勒瓦娄哇（Levallois）技术等各种比例指数的观测。

后一种技术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石器加工的方法，这与不间断地敲打岩石以产生碎石片的概念相去甚远。

它以巴黎郊区的名字命名，那里的砾石坑是原始石器发现的地方，这种技术就是有计划地用燧石石核制成预定尺寸的石片。

这些石片可能是三角形的、细长形的或短粗形的，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随机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