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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第12页）

人们对这些遗骸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进行了重新诠释。

目前的观点认为，这些遗骸显示出该遗址是在春末或初夏时节使用的。

这一点从马鹿和狍子下颚的牙齿以及大量的马鹿头骨上脱落的鹿角可以看出——这在4月和5月是很常见的。

该遗址脱落的鹿角，表面上看可能是在秋季收集的，实际上可能全年都有收集。

遗址中的动物遗骨属于猎人在最初屠宰后通常会处理掉的那部分，因为它们几乎没有肉。

以上这些似乎表明这只是一个在春季或夏季使用的临时狩猎营地，而不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大本营：因为带肉的骨头是会被送回大本营的，而不是被带走。

在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南部奥龙塞小岛上的贝丘中的动物群遗骸也值得一提。

在此处的一个岛屿上发现了5个贝丘，占用面积不超过4平方千米。

如上文所述，鳕鱼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鱼类，它们的耳石（耳骨）被用来计算每一处贝丘被使用的季节。

这是可行的，因为在生命的最初两三年里，小鳕鱼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根据耳石长度来衡量它们的大小，也表明了它们被杀死的季节。

通过使用这一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奥龙塞岛上的每一个贝丘的使用季节似乎都是不同的。

可以推测的是，贝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特别适宜于某一特定季节。

对这一模式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全年的占用，由于季节性的轮回，觅食者会从一个贝丘向另一个移动。

然而，这在欧洲这一地区的一个面积如此小的岛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里可能难以获得其他资源（譬如鹿）。

因此，这些贝丘可能代表了人们多年来短期的捕鱼和捕猎而逐渐积累的过程，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会利用他们对地景、潮汐和盛行风的知识，在每次访问中选择最有利的地点。

生存—定居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单个实体的遗址类型，但是最近许多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建立这些遗址之间的联系，从而重建“生存—定居”

模式。

即使我们对中石器时代有着相当高的年代鉴别力，考古学家目前也很难自信地断言哪两处遗址是同属一个时期，被同一个群体的人员使用过。

由此，我们重构生存—定居模式时依据的材料可能并不完全是同一时代的，这种复原出来的生存—定居模式代表的是中石器时代的理想化模式，而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地区或阶段的详尽重构。

最简单的中石器时代生存—定居模式，是涉及低地和高地之间的移动。

据许多对狩猎采集者的历史记载，人们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聚集在低地地区，在那里开展了许多集体活动；然后在夏季以较小的群体分散到高地地区。

这种分裂和融合的模式很可能可以上溯至中石器时代。

通常，人们可以察觉高地和低地地区的石器组合的差异，这表明已经进行了不同的活动，而且与过去的迁徙模式有关。

例如，在英国，高地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往往频繁出现细石器，这意味着狩猎工具的制作或修理。

那些在低地地区的人们通常使用诸如边刮器之类的工具，相比之下这类工具出现的频率也更高。

它们应该是用于营地活动，例如制备皮毛。

挪威高原上与驯鹿狩猎有关的小型燧石器堆，很可能起源于从西部或东部低地向高处迁徙而来的春秋季节狩猎群。

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史前石器都是用燧石制成的，它们只能来自沿海的遗址。

丹麦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保存得特别好，使得我们能够重建比简单的群聚或分散循环更为复杂的生存—定居模式。

我们发现了有关埃特博莱期的几处遗址。

由于其优越的位置、丰富的动物群遗骸和遗存内涵，这些遗址被认为是用于极为特殊的生计活动的季节性营地。

我们先前提及的阿格松（Aggersund）遗址专门用于冬季天鹅的狩猎；万戈-索（VaengoSo）遗址是一个特别适合长期捕鲸的场所，鲸类在该处遗址的动物遗骸中占有突出地位；对鳝鳗的捕获很可能是人们在迪尔霍姆（Dyrholm）遗址进行的主要活动，该遗址仅在秋冬季才会被使用；灵克洛斯特遗址似乎是一个冬季露营地，猎人专门在那里进行对野猪和松貂的狩猎。

对这些遗址的使用方式，很可能是猎人们从大本营出发后进行的短暂而特别的访问。

这些大型的沿海贝丘遗址，如埃特博莱、迈尔高（Meilgaard）和诺斯隆德（Norslund），它们所处的位置适合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也发现了在全年大部分时间被使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