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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轮子 朱元璋的官僚机构改革（第3页）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

他以为汉朝、唐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做的孽，这种人在宫廷里是少不了的，可是只能做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用作耳目，耳目坏，用作心腹，心腹病，对付的办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会做坏事，不要让他们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定下规矩，凡是内臣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不能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

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

这几条规定针对着历史上所曾发生的弊端，使内侍名副其实地做宫廷的仆役。

（15）对外戚干政的对策，是不许后妃干政，洪武元年（1368）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诫》，纂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来教育宫人，要她们学样。

又立下规程，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妇的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

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断绝外朝和内廷的来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离。

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

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有私进女口的不许接受。

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绝后，没有外家，后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

外戚只是高爵厚禄，做大地主，住大房子，绝对不许与闻政事。

（16）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

其次，元代以吏治国，法令极繁冗，档案堆成山。

吏就从中舞弊，无法根究。

而且，正因为公文条例过于琐细，不费一两年工夫，无从通晓，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专门技术，掌印正官弄不清楚，只好由吏做主张，结果治国治民的都是吏，不是官，小吏们唯利是图，毫不顾及全盘局面，政治（其实是吏治）自然愈闹愈坏。

远在吴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和吏治的关系，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简要严，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订律令，经过缜密的商定，去烦减重，花了三十年工夫，更改删定了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法律史上极重要的一部法典。

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文吏无法舞弊弄权。

从此吏员在政治上被斥为杂流，不能做官。

官和吏完全分开，官主行政，吏主事务，和元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17）

和吏文相同的是文章的格式。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达上的表奏，照习惯是骈骊四六文，尽管有多少人主张复古，提倡改革，所谓古文运动，在民间是成功了，政府却仍然用老套头，同一时代用的是两种文字，庙堂是骈偶文，民间是古文，朱元璋很不以为然，他以为古人做文章，讲道理，说世务，经典上的话，都明白好懂，像诸葛亮的《出师表》，又何尝雕琢，立意写文章？可是有感情，有血有肉，到如今读了还使人感动，怀想他的忠义。

近来的文士，文字虽然艰深，用意却很浅近，即使写得和司马相如、扬雄一样好，别人不懂，又中什么用？因此他要秘书——翰林——作文字，只要说明白道理，讲得通世务就行，不许用浮辞藻饰。

（18）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止对偶四六文辞，选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贺雨表》作为笺表法式。

（19）这一改革不但使政府文字简单、明白，把庙堂和民间打通，现代人写现代文，就文学的影响说，也可以说很大，韩愈、柳宗元以后，他是提倡古文最有成绩的一个人。

他自己所做的文章，写得不好，有时不通顺，倒容易懂。

信札多用口语，比文章好得多，想来是受蒙古白话圣旨的影响，也许是没有念过什么书，中旧式文体的毒比较轻的缘故吧？

唐、宋两代还有一样坏风气，朝廷任官令发表以后，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辞官，上辞官表，一辞再辞甚至辞让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绝，下诏敦劝，一劝再劝再六次七次劝，到这人上任上谢表才算罢休。

辞的不是真辞，劝的也不是真劝，大家肚子里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戏，误时误事，白费纸墨。

朱元璋认为这种做法太无聊，也把它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