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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绅权 与皇帝共治天下（第1页）

论绅权与皇帝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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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权固当务之急矣！”

前几天，读到胡绳先生的《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读书与出版》第三卷第三期）。

他指出梁启超是主张“兴绅权”

的人，以兴绅权为兴民权的前提：

受“甲午之战”

失败的刺激，又受“维新运动”

宣传的影响，湖南省出现了一批新的绅士，他们企图以一省为单位实行一些新政，达到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全国危亡时，一省还可自保。

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各省的绅士门阀中都有，不过在湖南，因地方长官同情卵翼这些想法，所以特别发达。

梁启超入湘后，除办时务学堂外，又和当地绅士合组南学会。

康有为这时仍全神贯注于向皇帝上书，而梁启超则展开了在湖南绅士中的工作。

他甚至鼓吹“民权”

，但他说的却是：“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又说：“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

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欲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

（《上陈宝箴书》）——由此可见，他的想法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绅士的权力，这就是他的“民权”

思想。

这一段话不但清理出五十年前梁启超的绅权论，也指出五十年前一般绅士对救亡维新的看法。

其要在“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开绅智）；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

结论是学会为兴民权之起点的起点，而办这些事，欲假手于官力者不知凡几也。

梁启超先生本人是当时的绅士，他看绅权和民权是两件事，绅权和官权则是一件事，无论就历史的或现实的意义说，都是正确的。

五十年前的保皇党，五十年后的自由主义者，何其相似到这步田地？历史是不会重演的，绅权也无从兴起，即使有更多的“援”

，更多的“货”

，也还是不相干！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官僚、士大夫、绅士，是异名同体的政治动物，士大夫是综合名词，包括官僚、绅士两专名。

官僚、绅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说，也可以指绅士说。

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时候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离职、退休、居乡（当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

例如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在办学堂，办报，办学会，非官非民，可以做官，或将要做官。

而且，已经脱离了平民身份，经常和官府来往，可以和官府合作。

绅士的身份是可变的，有尚未做官的绅士，有做过多年官的绅士，也有做过了官的绅士，免职退休，不甘寂寞，再去做官的。

做过大官的是大绅士，做过小官的是小绅士，小官可以爬到大官，小绅士也有希望升成大绅士，自己即使官运不亨，还可指望下一代。

不但官官相护，官绅也相护，不只因为是自己人，还有更复杂的体己利害关系。

譬如绅士的父兄亲党在朝当权，即使不是权臣而是御史之类有弹劾权的官咧。

更糟的是居乡的宰相公子公孙，甚至老太爷、老岳丈，一纸八行，可以摘掉地方官的印把子，这类人不一定做过官，甚至不一定中过举，一样是大绅士。

至于秀才、举人、进士之类，眼前虽未做官，可是前程远大，十年八年内难保不做巡方御史，以至顶头上司，地方官是绝不敢怠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