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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与国家财政 卫兵坏而募兵增财政难以为继01（第3页）

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同上书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

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

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复屯田疏》）。

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

而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

土木日兴，科敛不已。

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

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同上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同上书卷一九二《张原传》）。

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同上书卷二〇一《周金传》）。

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

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

（65）嘉靖五年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

（同上书卷一九四《梁材传》）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

（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

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

（66）接着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

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

（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

（同上书卷二五五《李戴传》）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

（同上书卷二〇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

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

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多于前，而所费数倍。

（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也只能敷衍一年。

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止进十万两（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浸浸成小康的局面。

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

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

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67），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68）。

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

（69）又从万历六年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

（70）万历二十年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

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

（71）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

《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