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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中衰从对外族态度的转变开始（第3页）

（上编一一二页）蓝所谓“松岭”

，不知何指，若今通行地图绘松岭在朝阳（即隋、唐之营州）之南及西南，非其地也。

（参《东北通史》二四八页）蓝又注云：“《蒙古游牧记》谓唐饶乐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

；（同上引）依此，则松漠、饶乐两府同在一处，尤不可信。

《辽史》三七：“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

；牟理（Jos.Mullie）云：潢河即西喇木伦（Siramuren），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围场以北，此高地平原应为今日赤峰县西之大高原；（《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二页）只泛言松漠，非确言松漠府所在。

考契丹、奚两部居地之记述，最详者为《旧书》一九九下，《旧书》云：“契丹居黄水之南，……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

……天宝十年，安禄山……就黄水南契丹衙与之战。”

“奚国……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

黄水即潢河，白狼河今大凌河。

又《通典》一七八，营州柳城郡“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

，《太平寰宇记》七一所记西北、东北二至之里数，与《通典》同，惟北方则作“北至秦长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潢水四百里”

，东北则作“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

（吾人须记取现存此两书均错误甚多，惟吴承志校改《寰宇记》之数为“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

，究与《通典》东北到契丹衙帐四百九十里及《新书》蓟州下“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

之方向不合）；合而观之，知今朝阳县之西北、东北两面，去契丹界都不及百里。

又知朝阳县东北四百里至四百五十里处，在唐初确为契丹衙帐（注意游牧部落之衙帐，往往不止一处）。

牟理谓“契丹最初即居东蒙古西喇木伦及老哈河汇流之处”

，（同上引）说总甚近。

大致言之，奚地应当于今热河西南部，契丹当于热河东北部，故两国为东西相接也。

（可参看《东北通史》一六九页）次论到松漠、饶乐两府之今地，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行程记》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

……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

（《辽史》三七；蓝著一一二页误引为“胡峤《陷北记》”

）潢水石桥即今巴林桥，（同前引牟理书一三页）则饶乐都督似在其附近，即《游牧记》所称“松漠府故垒”

（说见下）。

但《辽史》三七又云：“饶州……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

；饶州之名，显承自饶乐，然饶乐、松漠两都督分属奚、契丹两国，断非同在一地，是知《辽史》“置松漠府”

一句，系误将两府混而为一（《东北通史》二四九页亦云然）。

《游牧记》不加察，故以饶乐、松漠两府同置于翁牛特左翼地面。

《承德府志》置饶乐于翁金河流域，或因《新书》蓟州下称：“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

而云然（吐护真即土河，亦即老哈河）。

至薛映谓崇信馆以北为契丹旧境，似与上说不相容，则须知中唐以后，契丹渐强，奚地已被其逐渐兼并，“旧境”

云云，非追溯于唐初也。

真正松漠府之故址，今不可确知（《东北通史》二四八页亦不能确言），依前引《通典》《寰宇记》，应在今朝阳县东北约四百至四百五十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