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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历史的影像（第2页）

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

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

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

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

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

由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

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揭开了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果的公之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一点看法。

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我不由得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的话。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

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地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记》的书。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

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

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要知道的事吗？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

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品。

反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

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

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

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网。

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

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

它们能够这样地偶尔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

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状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本《漫记》把许多耳闻目见的各种琐事，也都记进去，并不限于考古方面。

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有兴趣。

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专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

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

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授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也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

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掩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

发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