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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的预言（第4页）

因此，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对此信疑参半，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王念孙父子及俞樾等，对于这个问题皓首穷经也没有说清楚。

但冯汉骥在文章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阐明其真相，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经学上所不能解决的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36年冯汉骥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时留影

1937年春，冯汉骥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

适逢“八一三事变”

发生，上海战事正酣，于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

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做新的人事安排，冯汉骥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

在此他结识了史学名家徐中舒，两人遂成挚友，以至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汉骥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其积累之资料，厚至盈尺，并发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论文和摘要。

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众望所归，冯汉骥被推荐为筹备主任。

从1943年开始，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主任。

在这段时间内，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

当时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别无先例。

冯汉骥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筹谋策划，主持其事，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冯汉骥从工地劫持捆绑拷打半天之久。

虽历如此艰险，但其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不久之后他又主持了重庆铜官驿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

1941年，在抗战中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三家学术机构共同组织川康调查团，对彭山一带崖墓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冯汉骥被邀加入，此为在彭山发掘时考古人员合影。

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尽管冯汉骥在中国求学时代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对教会那一套说法和做法却相当反感，一生从未信教。

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中国边疆四处活动，更是存有戒心。

在抗战时期，当华西大学的戴谦和等人约他参加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主持，而旗下成员较复杂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时，冯汉骥以“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中国的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

为由，拒不加入。

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效劳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困难甚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冯汉骥出任筹备主任，并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

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对整个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意义。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销，冯汉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这个时期，他除关心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新中国成立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的发掘报告。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此书不仅被视为冯汉骥二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所产生的一项重大成果和业绩。

这一成果不但对中国考古史，同时对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亦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当然，就在冯汉骥率领师生于1962年6月奔赴月亮湾之时，他撰写的这部皇皇巨著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

在这种情形中，他毅然投笔离开书案，打起背包和学生们一道乘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工地。

按他一贯的想法与做法，作为学者固然需要通过学术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业，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人才，传递学术薪火并在后学身上发扬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