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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的预言（第5页）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准则，他决计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着的著作，亲自率师生来到田野调查现场，结合实际将自己平生所学一点一滴地滋润到晚辈的心田。

在月亮湾的三层台地上，冯汉骥指导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在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

在此期间，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离指导学生外，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带领师生走出月亮湾，扩大调查范围，对整个三星堆区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勘察。

王建墓

冯汉骥（中）在月亮湾发掘现场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学术界习惯看法的新的理论，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

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来研究并有所发现和突破。

在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

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目标，冯汉骥才于这个夏天亲自率大队人马走出书斋来到广汉原野，开始了调查和发掘。

四川大学师生在月亮湾发掘现场

就在这次实习活动即将结束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那高高的台地上，遥指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对他的助手马继贤教授和正在随他攻读研究生的得意门生林向，说出了一句令后来历代发掘者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怀的极具科学战略眼光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认为，今天的预言是不会有大错的。”

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及大批金银铜器和古城墙的惊现人间，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明了当年冯汉骥的正确预见。

关于这次调查、发掘的具体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写出了一份调查简报。

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相对过短，发掘中所揭露的面积有限，得到的标本亦不丰富，因而教研组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章中较为低调地宣称：

这次我们所采集到的一批有关石璧的标本，大部是在离过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约二百米处的鸭子河河岸断层中找到的。

这不仅证明这一部分东西原是就地制造，更使我们弄清了它与其他文化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矫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论断，对于确定这一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义。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出土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有许多相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

这几个遗址所在的地区，都在记载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范围以内，所以本遗址当系一古代蜀文化遗迹。

关于本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应属西周，有人认为应属新石器时代（直到195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还采用这一意见），但这些论断大都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

首先是他们没有弄清各类遗物的地层情况，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即指璧、圭等礼器而言）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

（《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当然是错误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属原与所谓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于同一地层中。

但此种意见的影响却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石器中璧、圭、璋等礼器，亦为中原周代遗物之风，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遗址年代不应早于殷周。

前面提到的此地许多文化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推断本遗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据。

因为以上两个遗址都经过发掘，确切年代弄得比较清楚，前者属殷末周初（参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新繁水观音遗址清理简报》），后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

本遗址既然同时具有两处遗址的特征，自然其年代应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

以上两点意见，仅系根据调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发掘材料来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学术论点，尽可能地剥去笼罩在月亮湾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冯汉骥和他的学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学的师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大规模的探索发掘机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