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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忧国（第4页）

依我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说罢让手下人把敖天照打发了出去。

敖天照孤独地立在大街上，望着面前这座气派非凡的公社革委会大院，既感无可奈何，又有些悲伤，心想自己这个文物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辛与屈辱，要比此前所想象的多得多。

心中发着感慨，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便决定不再继续跟这帮官僚大爷啰唆。

他径直到街上的供销合作社，买了几条麻袋来到三星堆烧砖工地，把散乱的陶片、陶器、石器等器物有重点地拣起装入麻袋，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驮到县城文化馆，进行分类登记和保存。

此后的一段日子，敖天照越来越感到三星堆之事非同小可，必须想办法加以抢救和保护。

于是便冒雨赴成都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汇报，并请求赶紧采取措施，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

沈听罢汇报，思索了一会儿答道：“这发掘的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需要钱又需要人。

更不能你说发掘就发掘，我们得派人去现场看看，视情况再定。

你先回去等着好好地给予配合吧。”

敖天照走后，沈仲常和相关领导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情况颇值得重视，遂决定派考古人员前往进行调查。

不久之后，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队长胡昌钰与摄影师江聪赶赴广汉。

他们于当地租了两辆自行车，在敖天照的带领和积极配合下，骑车赴三星堆地区展开调查。

通过两天的实地勘察和翻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群众，采集民间传说，基本弄清了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周围的地理环境与相互关系。

就地理位置而言，所谓的三星堆，其实就是在广汉平原的南兴镇一带突兀而起的三个大土堆，与著名的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三星伴月”

的人文景观。

当年燕氏父子在月亮湾发现那个著名的玉器坑之后，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等在月亮湾调查、发掘之时，曾顺便到三星堆进行过简单的考察，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均无大的作为。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王家祐与张甸潮前来调查时，才扩大视野，对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但这时的地理环境与葛维汉到来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家祐、张甸潮在《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

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成了台形的农田。

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

，简称“三星堆”

。

这座土岗纵长大约四百米，偏近南北方向。

土岗上有一道约一米宽的小路穿过其间，把土岗截成南北两段。

北段又因人工关系被挖成“凹”

形，使全堆变成了三个高点，加之土堆微偏成弯月状，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

的由来。

堆上为汉代砖墓丛葬处，但早经破坏。

由土岗东面向河心处构成三级台地（现均为农田），依着土岗的第三级台地，顺势向外弧出一道环形地。

在土岗北端的田间，土层中混杂了多量的陶片碎粒，这是历年农耕犁锄翻动的结果，已经使我们不易认出这个遗址的面貌了。

继王家祐之后，就是1962年6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冯汉骥组织主持的那次“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