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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 还是要尽早行动（第5页）

的感叹。

在参观的人群中，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一代考古巨擘夏鼐，越发显得沉默，他在静静地看着，也在静静地思考着。

长沙这块土地，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20多年前，他曾率领一个考察团，亲临这座城市做过考古发掘。

那时的他正处于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盛年，也正是一个学者创造伟业的最佳时期。

但是，他的长沙之行，虽有相当重要的收获，却没有发掘到惊人的珍贵文物。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与马王堆汉墓中那个女人失之交臂了，如同一位率部出征的将军，与束手即擒的敌方最为重要的首领擦肩而过。

而此时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荣光，就自然地不再在他的头顶闪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自他上次走下马王堆那高大的封土堆，至现在重返长沙观看这座汉墓出土文物的20年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文革”

的浩劫，使他不再有单独主持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的机会。

他的人生就是在那繁乱的行政、业务组织与蹲牛棚的政治洗脑中慢慢度过了。

现在，他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华发已爬满了两鬓。

尽管如此，当年未能发掘马王堆汉墓的遗憾，未能阻止他在考古学上所达到的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顶峰地位。

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夏鼐氏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历二十年。

其间虽然也经历了‘**’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的顶峰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

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

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

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

例如对于新疆所出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

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很显然，夏鼐心中产生的遗憾，绝不是来自个人功名的建立，而是来自一个著名考古学家对事业征程得与失的反思与总结，一旦得知自己失去的恰是民族的福音，他会迅速转轨以示庆贺，并在心灵中真诚地感到慰藉。

当他来到玻璃棺前，仔细观察了女尸的形体后，对身边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说：“1951年我来长沙挖了一百多座墓，和这个老太婆失之交臂了，这对我和我们的考古调查发掘团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但对文物保护来说，又是件喜事。

那时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要是真遇到了这个老太婆，还没有办法保护。

现在发现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都很重视，保护条件也好了，老太婆可以长期地保存下去了。”

当这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刚刚结束，夏鼐即告知湖南省博物馆领导：“要用这一墓葬珍贵的资料，趁热打铁地把发掘简报和正式发掘报告编写出来。”

为此，夏鼐特派黄展岳、王世民两位中年专家及四位绘图人员，赴长沙协助工作，并对他们修订改写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给予精心指导和校审，使之得以在1974年出版。

这个报告的编写和出版，是十年“文革”

浩劫中，文物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出版的第一个大型考古发掘报告。

它的出版对后来文物考古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夏鼐为此所倾注的热情和给予的支持，自然是功不可没。

而在即将进行的关于女尸解剖与否以及如何解剖的讨论中，夏鼐再次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责任感，展示了宽阔的心胸和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