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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与仰韶文化（第1页）

安特生与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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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阳小屯发现甲骨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由于成功的释读和研究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之时，来自瑞典的一位地质学家、探险家也在中国四处打探“龙骨”

的消息，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1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出任该校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4年5月，受瑞典政府的派遣，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主要调查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

初来中国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清楚地知道，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早在1830年，法国史前考古学的创始人布歇·德·波尔特[1]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

这个举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了30年。

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几乎散布世界各地。

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海因里希·谢里曼。

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来探求鲜为人知的文明历史的首创者之一。

1858年，他和他的妻子思加斯·托米诺根据《荷马史诗》透出的隐隐信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并于几年后在小亚细亚希沙立克丘的地层下面发现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

15年后，夫妇俩又发现了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后海伦的金冕。

于是，谢里曼夫妇的名字响彻欧洲并震动世界！

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

[2]这一发现，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

接着，1882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在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地处旧文明大陆的埃及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并由此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

的理论。

他推断这个大洲就是哲学家柏拉图提到的阿特兰提斯，当这个大洲沉落海底后，双方中断了交往，从而发展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这个推断得到了西方多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肯定。

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其价值和意义。

而正是这个非凡的时期，不仅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对恢宏、浩**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依然感到茫然。

因而当时的国际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明确的石器时代遗迹。

安特生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

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现代化铁矿之一——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一帮人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中国所倡导的田野考古工作渐渐得以开展起来。

他到中国的第一年，便第一个发现了基质岩有机物的起源。

同年，他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海普隆田野。

在他的指导下，各种不同的矿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和开掘出来，惊喜交加的安特生将这些化石不断地从北京运往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供维曼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从1914年到1918年的4年间，正是由于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和价值的田野考古示范，才唤醒了长期沉湎于古典书本中的中国同行学者，致使他们在新的学科面前做出了新的选择，从而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仅仅是他整个人生辉煌篇章的序幕，更加伟大的成果还在后面。

就在安特生做一系列田野考古示范的同时，他的目光也越来越集中在一样十分奇特的东西上，这就是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多年的“龙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