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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第5页）

（13）　参见丹尼尔·席来德尔的论文《神经症类型的转变对创造性才能和性能力的扭曲》，1943年5月26日汇报于医学科学院。

（14）　赫尔门·朗伯尔格在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中讨论过有关追求统一感的问题，1930年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15）　参见安娜·帕利希的《跪拜》，花城出版公司，1939年。

（16）　参见拙著《精神分析新法》一书中对弗洛伊德关于自恋、超我、负罪感的批判性描述，诺顿图书公司，1938年；也参见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爱》，发表于《精神病学文集》，1939年。

（17）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

（18）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描述。

（19）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

（20）　这一定义由E.A.斯特勒克和K.E.阿贝尔提出，见《发现我们自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3年。

（21）　卡尔·门林格尔对这一点列举了大量实例予以说明，参见《人对抗自己》，哈考特·布拉斯公司，1938年。

不过，门林格尔是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的，因为他依循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人有自我毁灭性本能。

（22）　圣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方济各会创始人，德行出众。

——译者注

##第二部分未解决冲突的后果第九章恐惧

在对神经症问题的深层含义进行探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中迷失方向。

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不正视其复杂性，我们便理解不了神经症。

不过，偶尔也需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对神经症问题的洞察力。

我们已经对防御性人格结构的形成进行了追踪，并看到这些防御体系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建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结构。

其中令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他如此努力，以至于我们想再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驱使着患者走向一条如此艰险的道路，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我们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神经症结构变得这么顽固且难以改变呢？整个过程中的动力仅仅是恐惧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力量吗？通过类比也许能找出答案，像所有类比一样，这也不是说绝对等同，只能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

假设一个有黑暗过往的人利用谎言和伪装成功进入了社会，他自然害怕自己的过往被揭露。

过了些时日，他的境况好转了，交上了朋友，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了家。

他非常珍视自己新的生活状态，于是新的恐惧又开始困扰他——他害怕失去这种幸福生活。

这种体面生活带来的自豪感使他暂时摆脱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

他用大笔钱去做慈善，甚至施与自己的旧相识，就为了完全抹去旧日的生活痕迹。

此时，他的人格已经在发生变化了，这开始把他卷入新的冲突中，而他用谎言获得新生活的这一事实，最终只是成了掩藏在他内心困扰之下的一股暗流。

在神经症患者所建立起的人格结构中，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发生了变形，即在某些方面有所缓和，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增强。

但由于这个过程中所固有的恶性循环，接踵而至的冲突只会更加激烈。

使冲突变尖锐的最大原因是，每一种新的防御机制都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这正是孕育冲突的沃土。

此外，随着新的因素在他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开始害怕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状态，损害到自己的这些“宝贝”

。

这些新因素往往掩藏于爱或成功的假象中，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自我孤立状态或者理想化形象。

而他这种与日俱增的自我疏离会使他进一步失去认识自我、摆脱困扰的能力。

他开始靠着惯**，变得停滞不前。

患者的防御性人格结构虽然具有顽固性，但也十分脆弱，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新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