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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念朱自清先生李广田（第2页）

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

学校里在他大门前存了几车沙土，大概是为修墙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儿去玩玩，他说不许，因为那是公家的。

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比较重要的事项都要征询同人的意见，或用开会方式尽情讨论，如无开会机会，他一定个别访问，把不同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作为定案，即便不必讨论的事情，拟办的或已办的，他大都告诉一声。

这一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真精神，也正是他的热爱真理的一方面。

没有一个爱真理的人而不是在处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认真的。

在朱先生，由于他的至情，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理，拥抱真理。

从抗战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虽然由于体弱多病，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的进步，他说愿意给他较多的时间，他可以慢慢地赶上去，然而事实上他比青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其踏实。

因为他的变化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趑趄不前，走三步退二步，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的。

他并没有参加什么暴风雨一样的行动，然而他对于这类行动总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力量的，除了担心青年人有所牺牲外，他可以说并无什么顾虑。

他也没有什么激昂慷慨的言论，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实实的讲演与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将一直发光下去。

复员以来，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

其中固然有些旧作，但新写的实在更多。

他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

……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

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

训练大概是有效验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就在这简单的说明里，我们也可以窥见朱先生的若干方面。

他是谦虚的，他承认自己在受训练。

他觉得自己有对大家说话的责任，而且要多说，快说，说得浅显，因为他热爱真理，他把握了真理，他愿意从各方面解释这些真理，发扬这些真理。

凡是真心有话说的当然愿意说话，而因此他的笔自然也就放开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

不过这里也还藏着一个可哀的事实，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

但无论怎样多写，快写，却从没有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理。

他是作家、批评家、学者，然而他最近一两年来所发表的意见却不限于文学或所谓纯学术一方面的，这只要翻翻《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就可以知道。

在《标准与尺度》中有一篇叫作《论气节》，其中有一段说：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

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

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

。

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也想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

可是这里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

，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

，替代的是“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