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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第1页）

八、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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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

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

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

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

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

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

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

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

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

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

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

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

可是我无能为力。

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

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